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1]，簡稱「通鑒」，是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共294卷，耗時19年。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征淮南，計跨16個朝代，共1363年。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成書

《資治通鑑》是繼《春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巨著，司馬光自幼好讀《左氏春秋》，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歷年圖》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周、秦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置書局，將穎邸舊書3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並供給筆墨、繒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的藏書。

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其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2]，「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

書名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鑑於往事，以資于治道」。「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鑑」則有引為借鏡之意[3]。宋神宗親自作了一篇序，賜給司馬光。這篇序後來保護《通鑒》免遭毀版的災難。

《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鉅，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4]，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5]，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南宋洪邁考證：
“ 如《資治通鑒》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鋒、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6] ”

資治通鑑在寫龐勳時，不但用鄭樵的《彭門紀亂》，還引用韋昭度的《續皇王寶運錄》，賈緯的《唐年補錄》等私家著述。使得《資治通鑑》大量描述地方史觀與社會史觀，有別於官修的新舊唐書的中央史觀。

《資治通鑑》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以夏曆為主，作為全書的骨幹，若同年有二年號以上，則以後來者為定。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各人先修「長編」，編寫「長編」時常在每一事中間空一行以備剪貼，務求其詳盡，「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接下來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同異，刪其繁冗，如范祖禹的〈唐紀〉成書六百余卷，經司馬光剪裁、編定為八十一卷[7]。如果發現彙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最後方能定稿。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資治通鑑》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史載：「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8]。

《資治通鑑》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才完成。由於過度勞累，元豐五年秋天，司馬光已罹患「語澀疾」（清朝陳弘謀謂「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內容提及反對變法事[9]。元豐七年十一月司馬光《進通鑒表》自敘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書成之後，只有他的朋友王勝之看過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頁，就哈欠連連，欠伸思睡。此書完成後兩年，司馬光逝世。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學家的醒思，史學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鑑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

助手

此書雖有不少司馬光自己的意見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司馬光編集此書，朝廷許他「自辟屬官」，他邀請了劉攽、劉恕、范祖禹成為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范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魏晉南北朝歸劉恕[10]，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資治通鑑》，負責檢訂文字。刪改定稿則完全由主編司馬光一人完成，劉恕之子劉羲仲說：「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此外，司馬光又出版了《資治通鑑考異》三十捲、《資治通鑑目錄》三十捲、《通鑒舉要歷》八十捲三書來替這本巨著做說明。

評註

元初，胡三省著《資治通鑒音注》，被認為是歷代註釋《資治通鑒》最佳者。

體裁

涵蓋年代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史事評論

《資治通鑑》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11]，其中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以篇數看來，〈漢紀〉所佔篇幅最多、其次為〈唐紀〉。

陳垣《胡注通鑑表微》曰：「《通鑑》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餘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鑑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從今日來看，「臣光曰」充滿封建色彩，黃盛雄將其歸納「誠」與「禮」，「禮之綱紀」這個概念，可謂貫穿《通鑑》之核心。司馬光本人的思想並沒有跨越時代，故其論述沒有太大價值。例如：司馬炎因守三年之喪被司馬光稱讚是「不世之賢君」[12]。事實上，司馬炎在中國歷史上並不能與唐太宗，清聖清等相提並論。

內容

1. 《周紀》，五卷。
2. 《秦紀》，三卷。《周紀》與《秦紀》原為《通志》卷。
3. 《漢紀》，六十捲。
4. 《魏紀》，卷。
5. 《晉紀》，四十卷。
6. 《宋紀》，十六卷。
7. 《齊紀》，十卷。
8. 《梁紀》，二十二卷。
9. 《陳紀》，十卷。北朝的北魏、北齊、北周無紀。
10. 《隋紀》，八卷。
11. 《唐紀》，最多，凡八十一卷。
12. 《後梁紀》，六卷。
13. 《後唐紀》，八卷。
14. 《後晉紀》，六卷。
15. 《後漢紀》，四卷。
16. 《後周紀》，五卷。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

原稿

《資治通鑑》殘稿今存僅8卷，目前藏於北京圖書館。手稿的最後一段是司馬光用范純仁寫給司馬旦的書札起草，原信用墨筆抹去，字跡依稀可辨：「純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狀，必計通呈，比來伏惟尊候萬福，伯康必更痊平。純仁勉強苟祿，自取疲耗……」，卷後有多人題跋；曾題跋的韓性說：「其以牘背起稿，可見其儉；字必端謹，可見其誠；事而書之，該以一二字，可見其博；紙尾謝狀詞，雖平常字，亦出於手書，可見其遇事之不苟也。」

寫作風格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略依《左式春秋傳》體，重視戰爭之描寫，是一本道地的「相斫書」[13]，如對戰國時代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 「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與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歷其境。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同時司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歷代農民戰爭，例如對於黃巢起義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記載前後經過，嚴明紀律，及其成功與失敗之處，遠比兩《唐書》（各3000字與7000字）完備。

另外《資治通鑑》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沉汨羅江，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悉闕而不錄。宋人邵博《邵氏聞見后錄》云：
“ 司馬文正公修《通鑒》時，謂其屬范純父曰：「諸文中有詩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欲士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 ”

司馬光思想保守，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對於一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詆毀商鞅變法，說「此四君者（四位諸侯），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對李悝變法更是隻字未提，並且盛讚曹參謹尊蕭何律。溫公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他請求出任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十五年（1069年—1084年），以書局自隨，繼續編纂《資治通鑑》；儘管司馬光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14]，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重新執政之後，卻盡廢新法，蘇軾無奈的說：「又是一個拗相公」，雖然司馬光將歷朝黨爭提寫的一清二楚，可惜自身卻深陷於黨爭之中不可自拔。

影響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鑒》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讚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通鑑》成書不久，其體例後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屐祥作《資治通鑑前編》、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鑑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鑑》，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鑑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鑑論》，清代徐乾學的《資治通鑑後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鑑》。王應麟有書《玉海》，書裡面有一部《通鑑答問》。伍耀光輯《通鑑論》，前有史事簡介，季亮時輯《司馬溫公通鑑論》，宋晞《司馬光史論》專輯「臣光曰」，最為簡略。歷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鑑學」。

由於《資治通鑑》著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為「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鑑》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鑑熱，研究者主要都是藉此書作商戰之用。毛澤東善讀中國古書，尤其是通鑑，他看了十七次[15]。

台灣作家柏楊將《資治通鑑》重新以現代白話文翻譯成爲《柏楊版資治通鑑》，他曾提及：「感謝司馬光先生和他的編輯群，把這個最混亂的時代，整理出一個綱要，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資治通鑒》是唯一的一部，使人對五胡亂華留下深刻印象的巨著。除了《通鑒》，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書，有這麼大的功能。」[16]。

缺失

但是《資治通鑑》也有不少缺點，如《資治通鑑》著重於政治與軍事的著墨，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制」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17][18]，《通鑑記末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杜甫這樣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19]。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學地位雖小於杜甫，司馬光卻把他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兩篇大作收錄起來。晚唐藩鎮割據，朝廷姑息，司馬光對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賞，曾將《注孫子序》、《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五文摘入《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韓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積極捍衛儒家道統的文人，但卻對其學術文化貢獻隻字不提，只收錄其《諫迎佛骨表》及《送文暢師序》。《資治通鑑》又專記鳩摩羅什譯經，卻不記玄奘譯經，記陳群的九品中正制，卻不記隋代開進士科取士，凡與政治無關者，多不錄取。顧炎武說：「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20][21]。

《資治通鑒》雖被譽為「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但《資治通鑑》本身也有不少錯誤，如兩《唐書》將「特勤」之誤為「特勒」，《資治通鑑》對此並無糾正，將錯就錯，《資治通鑑》卷一六四：「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通鑑考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22]。《後出師表》並非出自諸葛亮文筆，而《資治通鑑》全文照錄[23]。高安陳汝奇在《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認為《資治通鑒》將只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而《資治通鑒》記載為「大安」。再如《資治通鑑》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如齊人伐燕的時間，司馬光誤以為齊宣王十年，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為是齊湣王十年。又如《資治通鑒》在記述隋煬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現諸多失誤，六月二十三日以後由張掖前往焉支山的時間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達張掖的當天[24]。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鑒疑年錄》可補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鑑》，著有《資治通鑑補》，列舉通鑑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注釋

1. 「鑒」通「鑑」，今多寫為「通鑑」。
2.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卷四：「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
3. 王夫之《讀通鑑論·敘論四》對「資治通鑑」有詳細的闡釋：「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夫治之所資，法之所著也。善於彼者，未必其善於此也。……然則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矣。以心御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
4. 《文獻通考》引司馬光《與宋次道書》：「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禦。唐文字尤多，托範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捲而已。」
5. 宋人高似孫緯略統計「通鑑採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家」。清代清四庫館臣以「其採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光緒年間胡元常刻《通鑑全書》時曾根據《通鑑考異》作《通鑑引用書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種，惟文集則不列其目」。民國以後，張須考得301種，除去正史25種為276 種，又除去諸子，得書267種。陳光崇認定為359種是迄今統計數目最多的一說（《資治通鑑述論》）；另，高振鐸認定為339種，周徵松認定為356種。
6. 《容齋隨筆·容齋四筆·卷第十一·冊府元龜》
7. 李燾《進續通鑒長編表》云：「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鑒》也，先使其寮寀摭異聞，以年月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略。今唐紀取祖禹之六百卷，刪為八十捲是也。」
8. 李燾《巽岩集》
9. 《宋史》/卷三三六
10.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經籍考二十：「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劉攽），《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劉恕），《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全祖望《通鑑分修諸人考》則認為漢至隋是劉攽任之，這是不確的，應是說三國訖南北朝劉恕任之，辨見陳漢章書《全謝山分修通鑒諸子考後》。
11. 司馬光引用的史論作者有：荀子、賈誼、太史公、揚雄、班彪、班固、荀悅、仲長統、陳壽、魚豢、華嶢、袁宏、習鑿齒、孫盛、乾寶、虞喜、徐眾、范曄、沈約、裴子野、蕭子顯、蕭方等、顏之推、李延壽、柳芳、權德輿、李德裕、歐陽修。
12. 臣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群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13. 《通志》記載：「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繫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見聞甚博。」
14. 《傳家集》卷四九〈請革弊札子〉
15. 什麼是《資治通鑒》？
16. 《柏楊版資治通鑑·五胡亂華》
17. 《通鑒》卷一百八十七，武德二年二月。其他有關租庸調的記載，散見於《通鑒》卷一九○載武德七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通鑒》卷二一三載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十月「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汙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五年：「初令租庸調、租資課皆以土物輸京師。」
18. 《通鑒》卷二二六載建中元年行楊炎的兩稅法之後，以罕見的大篇幅論述「廢租庸調、行兩稅法」原因：「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複常准。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避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
19.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載：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20. 《日知錄》卷二十六〈通鑑不載文人〉
21. 當然也有人持反對意見，以為《舊唐書·文苑傳》一共收錄了104位唐代文人，其中21人《資治通鑒》也予以記載，《資治通鑒》大量引用其文章，甚至記載了不少詩句。（見崔岩，〈以隋唐為例駁"《通鑒》不載文人"說〉）
22. 特勤（teghin）是突厥之官名。元朝耶律鑄首先發現「特勒」之訛者。
23. 《後出師表》並沒有收錄於《諸葛亮文集》，而是出於東吳張儼的《默記》。清代袁子才、黃以周論證諸葛亮《後出師表》為偽作。《後出師表》是否偽作，學術界向來沒有統一意見，但《后出師表》中說趙雲死於上表之前，而《三國志·趙雲傳》卻說趙雲「建興七年卒」，兩者出現明顯的矛盾。
24. 王秉德，〈隋煬帝西巡河右行程路線考釋──兼論《資治通鑒》記載之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