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到達京師。從那年起，中國則在政潮洶涌中卷入新社會的實驗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沖擊震蕩不絕，直到宋朝滅亡而后已。這是中國最后一次的國家資 本主義的實驗，絕不是第一次。在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上，有四次變法，結果都歸于慘敗。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權主義，因為商鞅的學說由秦始皇—— 万里長城的筑造人，認真的實行出來。這個早期法西斯學說有二大特色，一為崇武，一為重農，但是這兩項仍是合而為一的，因為商鞅堅信有勤苦之農民乃有勇武之 精兵，中產階級的商人貿易者，應當力予制壓。但是，盡人皆知，那個威力強大的軍事組織，依照此一學說已經建立，隨后發展起來，且已使秦朝的專政之君統一了 全中國，正當這樣的政治學說要應用于全中國之時，一個龐大無比的帝國，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數年之內崩潰了。
另外有兩次激進的改革，一次是漢武帝時，一次是在王莽當政時。第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國家資本財政論，雖然戰爭綿延，國庫賴以增富，但是終以几 乎招致叛亂而廢止。第二次則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變法成為第四次失敗，固不足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實驗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個 具有創新力的思想家的觀點出發，其人宁愿把過去全予屏棄，憑其信念与決心，全力以赴。王安石對商鞅极為欽佩，曾經寫過一首詩吁請大家對他當有正确的了解， 此一事頗具重要意味。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凡有极權主義提出來，不論古時或現代，基本上的呼聲， 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歷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惡都是假借“人民”的名義而犯下的，現代的讀者自然不難明白。
王安石是個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尋常。學生時代很勤勉，除去語言學极糟糕之外，還算得上是個好學者，當然是宋朝一個主要的詩人。不幸的是，徒 有基督救世之心，而無圓通机智處人治事之術，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無可以相處。毫無疑問，他又是一個不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倘若我們說理想主義者 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飲食和儀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髒，須發紛亂，儀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惡習為眾所周知的。蘇洵在《辯奸論》那篇文 章里刻畫王安石說：“衣臣虜之衣，食犬憊之食。”又說他“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王安石是否喜歡以這樣特點异乎常人，我們無從知道，但是一個人把精力完全傾 注在內在的思想上，自然會忽略了他的外表，這話倒不難相信。有一個故事流傳下來，說他從來不換他的長袍。一天，几個朋友同他到一個寺院里的澡堂會。在他由 浴池出來之前，朋友們特意偷偷的留在外頭一件干淨的長袍，用以測驗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經被換了。王安石洗完出來，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動了手腳，他完全不 知道。不管怎么樣，他總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們告訴王安石的胖太太，說她丈夫愛吃鹿肉絲。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說：“我不相信。他向來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會突然愛吃鹿肉絲了呢？你們怎么會這樣想？”
大家說：“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盤子里的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所以我們才知道。”
太太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說：“擺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眾人說：“我告訴你們。明天你們把別的菜擺在他前面，看會怎么樣？”
朋友們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把鹿肉絲放得离他最遠，大家留意他吃什么。王安石開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擺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還有一個故事說王安石在揚州太守幕府時，他徹夜讀書。那時的太守是韓琦，他后來做了宰相。王安石總是苦讀通宵，天將黎明之時才在椅子中打盹。等睡醒時，已然晚了，來不及洗臉梳頭發，便連忙跑到辦公室上班。韓琦一看他那副樣子，以為他徹夜縱情聲色，就向他勸導几句。
韓琦說：“老弟，我勸你趁著年輕，多用功念點儿書吧。”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做分辯。在去職之時，他告訴朋友說韓琦不賞識他。后來，王安石的學者名气日大，韓琦對他的看法也有了改變，也愿把他看做自己 的屬下，王安石卻很惱怒。事情赶巧是，王安石在京師接受朝廷一項高位那一年，正好韓琦罷相。王安石記日記甚勤，竟寫了七十巨冊，他曾有這樣批評韓琦的話： “韓琦別無長處，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這個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勢之前大約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談論者，是他屢次謝絕朝廷的提升。這倒很 難相信他之如此是純系沽名釣譽之意，因為從他二十一歲考中進士，到他四十六歲得勢——那是他壯年最活躍的時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謝絕任命，宁愿在一個 偏遠的省份當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時，國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薈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謝絕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聲譽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員皆急欲一睹此 人的真面目。此時因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績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稱能吏。他建堤筑堰，改革學校，創農民貸款法，把他的新社會理想，實 施了數項。政績确實不錯，也深得百姓愛戴。他對入朝為官的弓誘一直視若無睹，直到仁宗嘉佑五年（一0六0），朝廷任命他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來到京師。很 顯然的是，此人的興趣是在經濟財政方面，只有在這方面他才會對國家有最大的貢獻。后來他母親去世，他必須辭官守喪；但是甚至于守喪期滿，他又被召入朝之 時，他又謝絕在京為官，宁愿留在金陵。
他這一段自己韜光養晦歷程，頗難了解，因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時机到來，他必可為國家做大事。若說他壯年這段時期已經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礎， 是合乎情理的說法。也許當時朝廷名臣重儒之間的競爭，他覺得不能胜任，因為那時朝中有年高德助學識淵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曾公亮等人，這 些人都會對銳意的改革側目而視，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見解的后起之輩無從發展。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時。但是，從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個理由。王安石那樣 气質的人，不管身居何處，總愿自為首領，而在偏遠的外縣身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他在京師擔任一項官職，那一段短短的時期，他曾和同僚爭吵不 和，使事事錯亂失常。他想變動成規，照自己的想法辦事。吳桂和張方平都記得与他為同僚或為屬下之時，遇事都极難与人合作。
在仁宗嘉佑五年他來到京師時，時人都視之為奇才。他已經寫過些好詩文。他有創見，也善于言談。老一輩的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彥博對他頗有好評， 甚至歐陽修也對他有好感。在他那古怪的儀表之下，暗藏著當時那些官員所不能窺測的才干和品格，他這個奇特之士就曾与那些大員周旋。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并 認為他將會成為國家一大害的寥寥數人之中，有蘇洵和他的老友張方平。張方平曾与王安石為同僚，共同監督地方考試，將他峻拒之后，便不再与他交往。他一定把 早年与王安石共事的經驗告訴過蘇洵。于是二人對王安石极為厭惡，更因為他穿著習慣的矯揉造作不近人情，而反感更深。歐陽修曾經把王安石介紹給蘇東坡的父 親，而王安石也愿意結識蘇氏父子，但是老蘇對他拒而不納。王安石母親去世時，在所有經邀請參加喪禮之人當中，只有蘇洵拒絕前往，并且寫了那篇著名的文章 《辯奸論》，這一篇成了后來歷代學生常讀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里，蘇洵開頭儿就說了解人的性格很難，甚至聰明人也常會受騙。只有冷靜的觀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預知他將來的發展。他引證古代的 一個學者山巨源預言王衍的將來，那時王衍僅僅是聰穎秀逸的書生；還引證名將郭子儀預測盧杞的將來，后來盧杞對唐代的滅亡多少負有責任。盧杞為人陰險而富有 才干，但其容貌极丑。郭子儀在接見盧杞時，必須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婦女輩見其丑陋而受惊，或因一時嗤笑而開罪于他。但是蘇洵說，當時若不是有昏庸之主， 這兩個人還不足單獨有亡國的才干。現在一個具有王衍的陰險与丑陋，兼有盧杞的辯才的人出現了。“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 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阿复出，而陰賊險狠，与人异趣。”此人如一旦得勢，足以欺英明之王，為國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 烷，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鏡。”蘇洵希望他的預言不應驗才 好，這樣他就可比為“善戰者無赫赫之功”的名將了。但是他說：“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 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習慣，是否是矯揉造作，無法斷言；但每逢一個人對某一事做得過度，人總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釣譽。我們若是相信邵伯溫的記載，仁宗皇 帝也曾有此怀疑。一天大臣等蒙思寵召，盛開御宴。客人須在池塘中自己捕魚為食。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狀的魚餌，擺在桌子上金盤子里。王安石不喜歡釣魚，便 將金盤子里的魚餌吃光。第二天，皇帝對宰相說：“王安石為偽君子。人也許誤食一粒魚餌，總不會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魚餌吃完的。”由這個故事看來，可 見為什么仁宗不喜歡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記里，他對仁宗也挑剔得特別苛酷。由后來的發展看，蘇洵的話沒說錯。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國，怪人、狂想家、 精神分裂者，總是相信通通髒亂才是天才的標志，而最能使自己獲有千秋万歲名的辦法，就是拒絕正人君子般的裝束。還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髒污穢就表示輕視 物質環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結論必然是：天堂者，惡臭熏人的天使集中處也。
老蘇寫《辯奸論》時，蘇東坡說他和弟弟子由都認為責罵得太重。只有張方平完全贊同。可是，事過不久，蘇東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蘇的所見太對了。那篇文章至今流傳，足以顯示蘇東坡老父的真知灼見。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圖試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礎。當時仁宗在位。他就上書論政，長達万言。在此万言書中，陳明他對改革財政的基本原 則，“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他說自宋開國以來，政府即感財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財政經濟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 為人所想到，只因為無偉大而有力者謀其事。他說當時有其權位者，卻無此大才。在全國之中，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職。他很巧妙的指出若從事基 本改革，必使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聯系，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說，在順乎古代傳統之時，切勿師先王之法，但僅師先王之意，政策無論如何不相同， 但皆以人民之利益為依歸。總之，那是一篇結构謹嚴文字老練的政論文章，論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財政、官制、教育，無不在內。
倘若王安石打算試探他的政治基礎，他發現他的政治基礎還在松軟下陷。仁宗皇帝把他的万言之書看完，就置請高閣了。在隨后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當 政之中，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仍然辭謝不就。歷史家往往舉出的理由是，因為仁宗無子，仁宗駕崩后，他曾奏請免立英宗為帝，因此他心中感覺不安之故。
這時，英宗之子，將來要繼承帝位，現今正以王儲之身，居于京都，后來即位為神宗，王安石那時才因寵得勢。神宗為太子時，韓維為太子司文書事， 而韓維對王安石則极為佩服。韓維常對朝政表示意見，每逢太子贊同那些意見，韓維就說：“此非臣之意見，乃王安石之意見耳。”于是，太子對王安石漸漸器重， 希望將來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0 六七），神宗年二十歲，即帝位，立即任王安石為江宁知府，九月又將他擺登翰林之位。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韓維不斷聯系，深信他的机會終于到來。他這次違背了以 前的老習慣，圣命一到，立即拜受了官職。但是延遲晉京，七個月后才成行。
神宗皇帝說：“先王之時，王安石一向謝絕任命，不肯來京都。有人以為他冒失無禮，現在他仍然不來，稱病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還是冀圖高位？”
這一時期，朝中有兩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為曾公亮，一為韓琦。韓琦在三朝繼續擔當宰相与樞密之職，已有權責太重之勢。曾公亮在企圖動搖韓 琦之時，希望拉王安石為有力的同党。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應當對他的話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吳桂深知王安石之為人，他警告皇帝說， 若使王安石得權，必致天下大亂。
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一0 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對他的態度，乃自外地來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級進言”，不受朝儀限制。
皇帝問：“朝政當務之急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決定政策為要。”
皇帝又問：“卿以唐太宗為如何？”
“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固不僅唐太宗而已。堯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認為堯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見。”
皇帝听了頗覺稱心，但謙謝道：“卿之所望于寡人者過奢，恐怕寡人無以符賢卿之望。”
后來王安石得到一次單獨召見的机會，別的官員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載良机。
皇帝說： “坐下。 我要和你長談。”皇帝陛下開始問他為什么過去兩個明君（其中一個是唐太宗）一定要獲得賢臣為相以輔佐朝政。皇帝提出的兩個賢相之一并非別個，正是諸葛亮， 可以說是歷史上最賢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談話不离三千年前的堯舜之治這一題目。他說他愿談堯舜的賢相。他說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無足多論。諸葛亮的政治 才干，也不過是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以達到一個明确的目標，此种做法決不适于像他這等急躁自信的財政經濟的鬼才。
王安石接著說：“陛下如今御臨一個地大民多的國家。國家升平百年之久，全國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無賢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無明确之政策与用人不專故耳。今日雖有非常之才，一如當年輔佐堯舜之賢臣，如受小人之阻撓，亦必棄職而罷。”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堯舜時代，尚有惡跡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誠如陛下所說，正因堯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跡而殺之，堯舜才能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陰謀而妒賢害能，賢良之臣亦必棄官而去。”
神宗听了，頗為感動。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輕人一樣，雄心万丈，极愿國富兵強。他為人善良而公正，圓臉盤，五官端正，和祖宗長像相似。宋朝的 皇帝，到神宗以后，才明白顯出了精力衰頹的樣子。王安石心想年輕皇帝對遠大可期的熱望，終于點燃起來。自從那次密談之后，神宗皇帝就決定不惜赴湯蹈火也要 完成王安石的變法計划，即便犧牲其他所有大臣也無不可——結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為什么緣故，每逢賢德的老臣進諫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之時，這位年輕皇帝的頭 腦中便浮現出那“四凶”的影子來。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六九）蘇氏兄弟回到京師之時，王安石被任為參知政事（副宰相）。隨后兩年之中，但見穩重的老臣紛紛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肅排斥，繼之身為諫官的都是王安石的 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職不久，就開始以大刀闊斧在政府各部門大事清除异己。抗爭之事此起彼落，整個官場鬧得烏煙瘴气。賢德干練深乎眾望的大臣，對王安石公開 反對。這位年輕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緣故。王安石想盡方法，使皇帝覺得這場混亂紛爭，是皇帝和膽敢反對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之間的殊死之戰。
皇帝問道：“為什么會鬧得這么人仰馬翻？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讀書人，都群起反對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說：“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師法先王之道，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這些反對舊臣。在反動的舊臣与陛下之間的奪權之爭，是不可免的。倘 若他們獲胜，朝廷大權將落在他們之手，若陛下獲胜，朝廷的大權則仍將在陛下之手。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擋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鬧出這一番紛 亂。”
有年輕好胜志在國富兵強的皇帝在上，有對自己的財政經濟學說堅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實行王安石激進的政治財政改革已經如箭在弦了。實行新政的動 机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殘唐紛爭殺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沒有強盛起來。而且，西夏、契丹（后來稱遼）、金，不斷侵略中國的邊境。中國与這些北方部落短 期交戰之后，遂訂約言和。和約的條款對中國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條款，因為那些番邦雖然承認中國的皇帝，但那是中國皇帝按年賜予他們金銀綢緞換來的，每年付 出的財帛要由十万到二十五万縷。這自然使國庫財力大量外流。國內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經費則捉襟見肘。王安石自命為財務奇才，能憑耍弄納稅征兵制度便可 以給國庫籌集款項。我相信藉在中國西北用武而恢复國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動君心的要點，因為王安石當政時曾在西北由中國發動戰爭數次，其中有數次胜利，一 次慘敗。為繼續作戰，皇帝需要金錢，為了籌款，國家財政制度必須改變。可是，我們不必怀疑力主新政者真純的動机，我們先看看那些財政經濟改革的嚴重后果 吧。
王安石到達京都不久，司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爭論起來，這次爭論就總括了雙方基本的歧見。這時國庫已到真正空虛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 皇帝竟想免去賜与臣子的銀兩綢緞，這樣可以給皇家節省一筆錢。這件事弓起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一次爭論。王安石認為國庫空虛完全為朝臣不知理財之道的結果。
司馬光反駁他說：“你之所謂財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稅而已。”
王安石回答說：“不是。善于理財者能使國庫充裕而不增加捐稅。”
司馬光說：“多么荒唐！總之，一國有其固定量的財富。這筆財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論你實行什么政策，或給此政策什么名稱，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錢拿過一部分交給政府罷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馬光的說法，于是在隨后一兩個月內把新政暫行擱置。
不必身為經濟學家，盡可放心相信一國的財富方面的兩個重要因素只是生產与分配，諒不致誤。要增加國家的財富，必須增加生產，或是使分配更為得當。在王 安石時代，增加生產絕無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化的辦法。所以一個財政天才之所能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為王安石基本上關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 財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業方式獲利，他不明白政府為什么不應當把他們的利潤搶過來而由政府自已經商， 自己獲利。那結論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稱的确很夠新奇，他要用資本削減壟斷，叫“錢平”；他要取之于富歸之于貧以求均富；他要阻止農民向地主高利貸 款。在春耕期間由政府借款予農民，在收割后由農民歸還政府，自然是仁善之舉。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歷史上記載，經過了 一段躊躇，王安石才決定實行借款予農民的理論，這理論是一個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資五十万兩白銀，每年政府可賺二十五万兩，因為一年兩收，則百分之二十或 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兩次。
我們無須把這些新政的細節詳予說明。總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二年（一0 六九）開始，大約八年之后鬧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煩，二人彼此之間也不愉快。現在僅略述其大要于后。
最重要与最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項，為方便計，今歸納為三組。有三种國營企業、三种新稅、三項管制人民的登記制度、三种國營企業是均輸法（國營 貿易局），市易法（國營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實收三分（加上申請和登記費）的青苗法。三項新稅收是免役稅、國產消費稅、所得稅。登記制度是把國民 組織起來，編成十家為一組的征兵單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記土地和馬匹（方田均稅法与保馬法）。大体說來，這些方案近乎現代的集体經濟政策。
國營企業自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以首先設立全國或省際的批發机构開始。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圖，神宗皇帝撥了五百万兩現款，三千万擔谷子作為由政府接收省際貿易的貨品和原料的經費。但 是這套辦法立刻遇到了困難。當年二月，朝廷先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負研究條款之責并予以公布。在條例司的官員之中就有蘇子由。蘇子由上奏折指出，朝廷若接 收全國貿易，自由企業會立即癱瘓，只因各地的批發商人無力与官家競爭。政府与商人必將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認國庫會有利可圖。私人商業有相沿已久的信用關系 及其它辦法，政府經營時則無此种便利。必須先成立龐大机构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員，并建筑美侖美美的官衙。結果不是從事以供与求為基礎的商業經營，而是視佣金 多寡來處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潤，照親疏遠近而訂立合同。子由力陳，由于官僚作風的無能，官方無力壓低物价，只能以高价買入，遠比正常商人購貨時价 錢高，所以自然失敗無疑。
所謂官營的均輸法，亦即政府批發生意，因此擱置了一年，從長計議。后來朝廷用一個新名稱提出一項修正計划。批發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個呆板硬性 的規定，主管大公營商店的貿易局分設在大城市，如成都、廣州、杭州。為了這些貿易机构的發展，朝廷又由國庫撥出一百万絹，由京都地方的貨幣中撥出八十七万 縷。為成立這些机构所舉出的理由為：“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宜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為，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 斂，寬農民。”領導者是一個极為能干的官員。他向政府所呈報的利潤越厚，則上級認為他越干練。這個能干的官員名叫呂嘉間，成了全國的市易務官，全權控制全 國的小商人。京都市易務的規矩是，小貿易商必須做該机构的會員；可以把貨物与該處的資財聯合經營，或由官方出錢收買他們店舖的存貨；商人若想歇業，可把存 貨售与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貨作為抵押向官方借錢，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兩分。非該處會員，也可把貨物賣与官家，价格由官家規定；最后是，不論官家需用何 等貨物，統由該處辦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點，而私人營業几乎完全停頓。數年后，貿易和商業大為減少，按理論朝廷獲利甚大，而實際上朝廷稅收受損卻 到可惊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經降低為与小民爭利的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為不悅。最后，京都市易務和商稅的丑聞傳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 法中最為人厭惡的几項。
但是變法中最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談到王安石的變法時，先想到的是這一項。這一項措施影響到全國每一個村庄，也是引起朝中 軒然大波的主要原因。這一項措施本身确實不錯，有些近似現代的農民銀行。王安石年輕做太守時，曾在春耕時貸款予農民，收割時本利收回。他覺得這個辦法對老 百姓确實有幫助，因為他任職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确有其需要，并且還要經官方适當的調查。在陝西省，官方亦曾試辦，也頗為成功。而且由于這項辦法由陝西春 耕時開始，所以農民借款仍叫“青苗”貸款。
在年成好時，當局知道必然會丰收，就貸款与農人購買農具和麥苗；一經收割。官方就去收麥子以供軍需，且有利息可賺。据制置三司條例司所說： “諸路常平廣惠倉錢谷，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万貫石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現在斜斗，遇貴量減市价朵，遇賤量增市价來。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 錢搬，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現錢，依陝西青苗錢例，愿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外斗，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价貴愿納錢者，皆從其便。如 遇災傷，許展至次料丰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后出朵，所 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价，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為民。而公家無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 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
這項美麗純正的計划原本是為農民之利益而設，結果竟一變而為扰民，弄得農民家敗人亡，到底何以演變至此一地步，我們到后面再看。不過我們應當 說明的是，這個新措施本乃常平倉古法的延續，但后來漸漸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開國始，政府在各縣一直保持此類谷倉，用以穩定谷价，谷賤傷農，政府則收買 剩余的稻谷。在歉年時，正相反，稻谷之价高漲時，官方則將稻谷拋售，用以平抑糧价。誠然，主管糧政的當局不見得行政效率能永遠很好，因為不少官吏谷价低賤 時，不見得愿意收買。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0 六六）常平倉公布的數字顯示，官家一年內收購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石谷物，賣出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石。現在，倉凜的財貨都已變為青苗貸款的本 金，常平倉的正常功用自然終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問題是，這种貸款必然會變成強迫貸款。王安石不容人有异議，如今必須成功不可。他必須向神宗表示此种貸款极為成功，深受農民歡 迎。他不容許屬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農民不需要此項貸款，每逢預備貸出的款項不能如數貸出時，他就暴跳如雷。他開始把辦理貸款成績好的官員提升，把他認 為懈怠者處罰。每一個官員無不注意自己的成績，最關心的就是由報表上顯出好成績。此等對眾官吏競賽的刺激辦法，很像現代的推銷政府公債。主辦貸款的官員一 知道自己若不能將款如數貸出，便會因“阻礙變法”的罪過行將革職或降職時，被王安石稱之為能吏的官員，便將款項開始在官方壓力之下強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 家借債，每一期三個月，每個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這种貸款對貧民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繳還，必難免牢獄之災。因此依 照朝廷的明文規定，正式向民眾宣布，此等貸款，依据圣旨，純屬志愿；心里對會因“阻撓變法”而降級，早有准備了。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實施情形，也是大相徑庭。但是這一項措施，可以說是王安石變法中最好的一項。后來蘇東坡的“蜀党”當權時，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蘇東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法。
在宋以前，中國實行征兵制已經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稅以代替兵役。換言之，這條措施就是以募兵組成常備軍代替征兵制。不過，仔細 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規定，其結論恐怕難逃政府從稅收以裕國庫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之利益，則已由實行保甲制度而歸為泡影，而保甲制度較之征兵制則弊害 更多。免役法慎重研討一年之后，條文終于公布了。條文中規定凡過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須付免役稅；例如，寡婦，家中無子女，或只有獨子，或雖有子女而尚未成年 者，尼姑与和尚道士，都須納一种稅，名之為“助役金”。各地區在免役配額之外，須多繳納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無力繳納時應用。由此种稅征集的款項，則 充政府雇兵与雇用其他人員之用。正如蘇東坡在青苗貸款措施上所說，百姓將因拖欠而入獄，而受鞭答之苦，也正如司馬光當時所指出將來必然發生之情況——凡無 現款以繳納春秋之兔役稅者，必強迫而出售食糧，殺其耕牛，代其樹木，方可以繳納此項捐稅。再者，在前項征兵法中，民家只不過輪流服役數年，而在新實行之免 役法中，常常須為免役而年年繳稅，連不須服役之年，亦須照常繳稅。
免役法，以及新商稅与所得稅法，必須看做是向民征稅的一項新方法，而并非免于征兵，因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須接受征調而接受軍事訓練的。新商 事法是根据商人賬目向商人的利潤上征取捐稅的。所得稅，并非現代意義的所得稅。我之要在此稱之為所得稅，是因為官方強迫人民登記其收入与財產，据此以做分 配其它捐稅之用。此稅之所以像所得稅，就是人民必須要報其收入与財產之所得，煞費心机去欺騙政府。在這項新政的爭論上，据說此項措施公布之后，“民家尺椽 寸土，檢括無遺， 至雞豚亦遍抄之。 ”無一不登記報官的。最后一項措施于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歷時不久而廢，因王安石不久失勢之故；甚至在此項措施停止實施之前，蘇東坡稱其不合于法，在他治下地區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結果保甲法證實了他是言不由衷。事實至為明顯，他的新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時公布的，在神宗 熙宁三年十二月（一0七0）。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寶，一只手從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擔，卻用另一只手把那個重擔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鄰居連保制度。每十 家為一保，每五十家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窩藏賊犯，保內各家要負連帶重任；如有謀殺、強奸等罪，保中必須報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壯丁必須組隊接受軍事訓 練，一家有壯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過二壯丁，則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离田受訓，此五天相當于現今之一星期，一個月分為六節。家有壯丁者，不必如古代 征兵制度下只身赴外鄉，而是使軍隊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于宣傳，他知道給舊事物一個新名稱，此舊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廢”。
在集中登記管理人民之外，還有一种農民田地強迫登記，作為征收新稅的依据，以及另一种將政府的馬匹寄養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稅法及保馬 法。像所有集体制度一樣，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為照顧人民的焦慮之下，這個新政權必須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它集体制 度一樣，這個新政權也認為缺少了特務人員是不能統治的。 因而其特務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一0 七二）成立，幸而蘇東坡已經离開京都了。這個新政權若不把御史台（相當于現代的報章雜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滿，這個新政權也是無法發 揮效能的。王安石也覺得有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則像希特勒，因為他一遇到別人反對，則暴跳如雷——現代的精神病學家，大概會 把他列為患有妄想狂的人。
顯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歷史家和批評家共同認為他一個不可饒恕的行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會的冒險改革，而是他自命為經典的唯一解釋 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樣竄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寫他自己的《三經新義》，使之成為思想的官定標准，用以代替所有過去經典的名家疏解。以一個學者而論，王安 石還算不錯，但還不足以把鄭康成、馬融、陸德明等鴻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為，既是官權的濫用，又是對學術的污辱。中國科舉考試，一般都是以經書的一段為 題，而應考者的發揮題意也要依据經書。這個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說國內的考生必須在每個題義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說的話，自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 儒學，一直到“鵪”、“果”、“雉”等字的語源。蘇東坡离開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試時監考，曾寫過一首詩，表示對考生試卷上所表現的思想觀念之呆板雷同 的厭惡感。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也和他的語言學一樣，往往帶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創見多，而學術根基淺。但是他卻相信，在解釋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觀念時，他 之認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經新義》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為人所遺忘，而且也一本無存了。可是在他當權之時，則是科舉考生人人所必讀的經典；考生 的意見如与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為人所厭恨者，是此《三經新義》是在兩年之內倉促編成的；此書之正式開始編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O 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個政治走狗幫助之下編成，后兩年出版。這本急就章，就定為儒家思想的標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對疏解有所改變，為應天下考生之 需，新版本立即出現。考生人人知道，他們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這個修正本的應聲虫与否而定。
這里不討論王安石學問如何，蘇東坡覺得實在難以容忍，因為蘇東坡的學問胜過他實在太多。不過現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學之荒唐可笑，簡 直跟外行人一樣。在他的《三經新義》之外，在當代學人之中，大家最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討論字源學的怪風气。他的字源學，只是字的結构与來源的研 究，不是用比較方法，而是憑個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這是獨得之秘，是對學術上不朽的貢獻，至老年時猶苦研不輟，成書二十五卷。西方的學者會了解，一旦學者 任憑想象力縱情馳騁而不予以科學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漢人的說經与清儒的朴學方法，那他寫二十五卷字源學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則這部《幻想字源 學》一天可寫十部。像王安石這樣研究一個字构成的各种理由，為什么一個字由某些偏旁組織起來就表示某种意義，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說有五十條左 右流傳下來，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談。蘇東坡和王安石之間的許多笑話，都是以此等語源學為關鍵的。
蘇東坡喜用“反證論法”。中文里有一個“鳩”字，是“九”“鳥”合成。顯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語音學的道理，只想從意義上找點趣談。 一天，蘇東坡和他閒談時，忽然問王安石：“可是，為什么‘鳩’字由九鳥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語塞。蘇東坡說：“我能告訴你為什么。詩經上有：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鳥加上父母兩個，不是九個嗎？”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這個“波”字触動了王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說“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蘇東坡遇見他， 向他戲德道：“‘波’若是‘水’之‘皮’，則‘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違反中國字构成的基本原則。有時他割裂字根為二，再另与一個部首相接， 像“富”字一例，真會使語言學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國后代的學者，在西方集体主義的觀點上看，打算為王安石洗刷歷史上的污點，說他的觀念基本上符合現代的社會主義，打算這樣恢复他的名 譽。在為王安石辯護的學者之中，中國現代一個偉大的學者梁啟超，便是其一。主張王安石的社會主義觀念為是為非，自無不可，但是他那社會主義的政權必須憑其 政績去判斷才是。事實是，王安石使國家的壟斷，取私人的壟斷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業；農人在無力付強迫的青苗貸款和利息之下，賣妻儿而逃亡，為他擔保的 鄰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財產典賣。縣鎮監獄有人滿之患，每一縣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沒收的財產，法廳也訟案充斥。朝廷這樣失政之下，即使沒有外族侵 入，任何朝代也會滅亡的。在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一道圣旨說商業停頓，百姓失業；過了兩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貸款，其中說很多百姓因無力歸還貸款而遭監禁鞭答。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 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后，蘇東坡在設法挽救鄉間的經濟破產，請求政府歸還沒收的財產，寬免貧民的欠債，他的奏折中說：
……藉納拘收產業，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并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某等自失業以來，父母妻 子离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臣即看詳元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以來，凡异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無他業，不免与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 通物產，召保立限，增价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遺欠愈多。科決監銅，以逮妻季。
在實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還能把慘況巧為掩飾，使神宗不明真相，堅稱他的土地政策頗獲農民支持，將一個极權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 目，令人覺得猶如今日一樣。那時，也和現在一樣，人民對一個政權是否愛戴，只有在那個政權失勢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誠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訪。但是太 監和那些詭詐的調查官吏，知道皇帝贊成變法，于是總是向皇帝報告百姓喜愛新政，說稅吏一到，人民歡呼，若照預先布置好的歡迎會的情況說，這話當然不錯。王 安石在當政數年之后，可怕的情況終于在皇帝駕前泄露出來，是經由一個地位卑微的宮廷門吏的几幅畫，皇帝才知道的。
那個皇宮的門吏名叫鄭俠，他看見成群的農民從東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上。他知道繪畫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畫几幅災民圖呈獻給皇上。一幅 難民圖上畫的是農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著饑餓，在狂風暴雨使人無法睜眼之下，在陽關大道上掙扎跋涉。另一幅畫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樹皮，還有別人帶著 鐵鏈，扛著瓦磚薪柴去賣了繳稅。皇帝一見，掉下淚來。這次出奇的獻圖（容后再敘），繼之以惊人的警星出現，中岳嵩山崩陷，神宗才廢止了多項王安石的新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