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1]，簡稱「通鑒」，是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共294卷，耗時19年。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征淮南，計跨16個朝代，共1363年。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成書

《資治通鑑》是繼《春秋》後的一部以編年體的史學巨著，司馬光自幼好讀《左氏春秋》，喜歡編輯舊事以成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歷年圖》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蓋周、秦二朝，當時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滿意，於是下令在崇文院內設置書局，將穎邸舊書3400卷，賞賜給司馬光參考，並供給筆墨、繒帛、費用、餐點、果物等服務，要他繼續寫下去，並准許他借閱皇家龍圖閣、天章閣、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的藏書。

於是司馬光就在洛陽編修資治通鑑，居家極其簡陋，夏天悶熱難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請匠人另闢一地下室[2]，「常讀書於其中」，「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每夜秉燭著書，生病時亦不休息。好友勸他「宜少節煩勞」，他說：「先王曰，死生命也。」就這樣過了15年不問政事的著書歲月。

書名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鑑於往事，以資于治道」。「資治」兩字意謂著幫助。「通」則意謂著博通古今，「鑑」則有引為借鏡之意[3]。宋神宗親自作了一篇序，賜給司馬光。這篇序後來保護《通鑒》免遭毀版的災難。

《資治通鑑》編修工作艱鉅，先由助手搜集資料和編寫初稿，然後由司馬光綜合全書，加以增刪[4]，再由司馬康檢訂文字。首先，在資料搜集方面，單是正史有十七種，參考的野史，譜錄，別集，碑誌等雜史有三百多種[5]，加上龍圖閣等藏書，可以想見當時資料之豐富。南宋洪邁考證：
“ 如《資治通鑒》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敘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后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鑾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畢師鋒、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6] ”

資治通鑑在寫龐勳時，不但用鄭樵的《彭門紀亂》，還引用韋昭度的《續皇王寶運錄》，賈緯的《唐年補錄》等私家著述。使得《資治通鑑》大量描述地方史觀與社會史觀，有別於官修的新舊唐書的中央史觀。

《資治通鑑》在撰寫前先由天文學家劉羲叟編訂正確年曆，以夏曆為主，作為全書的骨幹，若同年有二年號以上，則以後來者為定。首先把史料摘錄下來，按年代順序，編成「叢目」，各人先修「長編」，編寫「長編」時常在每一事中間空一行以備剪貼，務求其詳盡，「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接下來由司馬光就長編所載，考其同異，刪其繁冗，如范祖禹的〈唐紀〉成書六百余卷，經司馬光剪裁、編定為八十一卷[7]。如果發現彙集的史料互有出入，便要進行「考異」工作，最後方能定稿。司馬光一生不寫草字，《資治通鑑》草稿全部以正楷寫成，史載：「張新甫見洛陽有資治通鑑草稿，盈兩屋。」[8]。

《資治通鑑》寫作時間據資料記載一共花了19年，從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開始一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才完成。由於過度勞累，元豐五年秋天，司馬光已罹患「語澀疾」（清朝陳弘謀謂「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內容提及反對變法事[9]。元豐七年十一月司馬光《進通鑒表》自敘曰：「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書成之後，只有他的朋友王勝之看過一遍，其他的人只翻一頁，就哈欠連連，欠伸思睡。此書完成後兩年，司馬光逝世。

此書引起司馬光之後許多史學家的醒思，史學家面臨改朝換代，君臣異位的尷尬時期時，往往以資治通鑑的撰寫精神為原則，強調君臣處理事情與一般人處理事情有所不同與學習思考。

助手

此書雖有不少司馬光自己的意見以「臣光曰」出現，但並非司馬光一人完成，據資料記載，司馬光編集此書，朝廷許他「自辟屬官」，他邀請了劉攽、劉恕、范祖禹成為助手，這些人都是當時著名史家，可謂一時之選。其中劉攽負責兩漢史，范祖禹負責唐代及五代史，魏晉南北朝歸劉恕[10]，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也加入一起編修《資治通鑑》，負責檢訂文字。刪改定稿則完全由主編司馬光一人完成，劉恕之子劉羲仲說：「先人在書局，只類事跡，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筆削。」此外，司馬光又出版了《資治通鑑考異》三十捲、《資治通鑑目錄》三十捲、《通鑒舉要歷》八十捲三書來替這本巨著做說明。

評註

元初，胡三省著《資治通鑒音注》，被認為是歷代註釋《資治通鑒》最佳者。

體裁

涵蓋年代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佔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史事評論

《資治通鑑》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11]，其中裴子野的論佔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以篇數看來，〈漢紀〉所佔篇幅最多、其次為〈唐紀〉。

陳垣《胡注通鑑表微》曰：「《通鑑》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餘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鑑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從今日來看，「臣光曰」充滿封建色彩，黃盛雄將其歸納「誠」與「禮」，「禮之綱紀」這個概念，可謂貫穿《通鑑》之核心。司馬光本人的思想並沒有跨越時代，故其論述沒有太大價值。例如：司馬炎因守三年之喪被司馬光稱讚是「不世之賢君」[12]。事實上，司馬炎在中國歷史上並不能與唐太宗，清聖清等相提並論。

內容

1. 《周紀》，五卷。
2. 《秦紀》，三卷。《周紀》與《秦紀》原為《通志》卷。
3. 《漢紀》，六十捲。
4. 《魏紀》，卷。
5. 《晉紀》，四十卷。
6. 《宋紀》，十六卷。
7. 《齊紀》，十卷。
8. 《梁紀》，二十二卷。
9. 《陳紀》，十卷。北朝的北魏、北齊、北周無紀。
10. 《隋紀》，八卷。
11. 《唐紀》，最多，凡八十一卷。
12. 《後梁紀》，六卷。
13. 《後唐紀》，八卷。
14. 《後晉紀》，六卷。
15. 《後漢紀》，四卷。
16. 《後周紀》，五卷。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

原稿

《資治通鑑》殘稿今存僅8卷，目前藏於北京圖書館。手稿的最後一段是司馬光用范純仁寫給司馬旦的書札起草，原信用墨筆抹去，字跡依稀可辨：「純仁再拜，近人回曾上狀，必計通呈，比來伏惟尊候萬福，伯康必更痊平。純仁勉強苟祿，自取疲耗……」，卷後有多人題跋；曾題跋的韓性說：「其以牘背起稿，可見其儉；字必端謹，可見其誠；事而書之，該以一二字，可見其博；紙尾謝狀詞，雖平常字，亦出於手書，可見其遇事之不苟也。」

寫作風格

司馬光撰《資治通鑑》，略依《左式春秋傳》體，重視戰爭之描寫，是一本道地的「相斫書」[13]，如對戰國時代孫臏與龐涓的「馬陵之戰」，東漢末年曹操與袁紹 「官渡之戰」，三國時代曹魏與蜀、吳的「赤壁之戰」，東晉謝玄與苻堅的「淝水之戰」，皆詳細生動，如歷其境。司馬光留意軍事，嚴夷夏之防，目的用以積極態度抵禦外侮。同時司馬光也以大量篇幅描述歷代農民戰爭，例如對於黃巢起義就用了五卷的篇幅記載前後經過，嚴明紀律，及其成功與失敗之處，遠比兩《唐書》（各3000字與7000字）完備。

另外《資治通鑑》不書奇節，對往昔史料上所載奇節偉行而超乎常情者，如「商山四皓」羽翼儲君，屈原自沉汨羅江，嚴光足加光武帝腹諸事，悉闕而不錄。宋人邵博《邵氏聞見后錄》云：
“ 司馬文正公修《通鑒》時，謂其屬范純父曰：「諸文中有詩賦等，若止為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欲士立於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 ”

司馬光思想保守，主張政簡刑輕、輕徭薄賦，對於一切急進改革，均予以否定，詆毀商鞅變法，說「此四君者（四位諸侯），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對李悝變法更是隻字未提，並且盛讚曹參謹尊蕭何律。溫公非議變法，不滿王安石之新政，他請求出任西京御史臺，退居洛陽十五年（1069年—1084年），以書局自隨，繼續編纂《資治通鑑》；儘管司馬光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14]，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重新執政之後，卻盡廢新法，蘇軾無奈的說：「又是一個拗相公」，雖然司馬光將歷朝黨爭提寫的一清二楚，可惜自身卻深陷於黨爭之中不可自拔。

影響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鑒》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讚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通鑑》成書不久，其體例後世仿效亦眾，著名的有南宋金屐祥作《資治通鑑前編》、南宋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秦緗業的《資治通鑑長編拾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而作，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人和戰之事。南宋史家袁樞讀《資治通鑑》，因分事立目，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鈔輯成書《通鑑紀事本末》，開創「紀事本末體」之先河；朱熹著《資治通鑑綱目》，用意在標榜「正統」、「名教」之思想；王夫之著《讀通鑑論》，清代徐乾學的《資治通鑑後編》、畢沅的《續資治通鑑》。王應麟有書《玉海》，書裡面有一部《通鑑答問》。伍耀光輯《通鑑論》，前有史事簡介，季亮時輯《司馬溫公通鑑論》，宋晞《司馬光史論》專輯「臣光曰」，最為簡略。歷代研究者不乏人，使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即「通鑑學」。

由於《資治通鑑》著重政治軍事方面，所以後世有稱之為「帝王之書」，即使中國帝王制度已不存在，仍有一些人鑽研《資治通鑑》作謀略上研究。如八十年代日本便掀起一片通鑑熱，研究者主要都是藉此書作商戰之用。毛澤東善讀中國古書，尤其是通鑑，他看了十七次[15]。

台灣作家柏楊將《資治通鑑》重新以現代白話文翻譯成爲《柏楊版資治通鑑》，他曾提及：「感謝司馬光先生和他的編輯群，把這個最混亂的時代，整理出一個綱要，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資治通鑒》是唯一的一部，使人對五胡亂華留下深刻印象的巨著。除了《通鑒》，全世界還沒有第二部書，有這麼大的功能。」[16]。

缺失

但是《資治通鑑》也有不少缺點，如《資治通鑑》著重於政治與軍事的著墨，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制」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17][18]，《通鑑記末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杜甫這樣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19]。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學地位雖小於杜甫，司馬光卻把他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兩篇大作收錄起來。晚唐藩鎮割據，朝廷姑息，司馬光對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賞，曾將《注孫子序》、《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五文摘入《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韓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積極捍衛儒家道統的文人，但卻對其學術文化貢獻隻字不提，只收錄其《諫迎佛骨表》及《送文暢師序》。《資治通鑑》又專記鳩摩羅什譯經，卻不記玄奘譯經，記陳群的九品中正制，卻不記隋代開進士科取士，凡與政治無關者，多不錄取。顧炎武說：「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20][21]。

《資治通鑒》雖被譽為「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但《資治通鑑》本身也有不少錯誤，如兩《唐書》將「特勤」之誤為「特勒」，《資治通鑑》對此並無糾正，將錯就錯，《資治通鑑》卷一六四：「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通鑑考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22]。《後出師表》並非出自諸葛亮文筆，而《資治通鑑》全文照錄[23]。高安陳汝奇在《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認為《資治通鑒》將只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而《資治通鑒》記載為「大安」。再如《資治通鑑》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如齊人伐燕的時間，司馬光誤以為齊宣王十年，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為是齊湣王十年。又如《資治通鑒》在記述隋煬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現諸多失誤，六月二十三日以後由張掖前往焉支山的時間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達張掖的當天[24]。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鑒疑年錄》可補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鑑》，著有《資治通鑑補》，列舉通鑑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注釋

1. 「鑒」通「鑑」，今多寫為「通鑑」。
2.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卷四：「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
3. 王夫之《讀通鑑論·敘論四》對「資治通鑑」有詳細的闡釋：「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夫治之所資，法之所著也。善於彼者，未必其善於此也。……然則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矣。以心御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
4. 《文獻通考》引司馬光《與宋次道書》：「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禦。唐文字尤多，托範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捲而已。」
5. 宋人高似孫緯略統計「通鑑採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家」。清代清四庫館臣以「其採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光緒年間胡元常刻《通鑑全書》時曾根據《通鑑考異》作《通鑑引用書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種，惟文集則不列其目」。民國以後，張須考得301種，除去正史25種為276 種，又除去諸子，得書267種。陳光崇認定為359種是迄今統計數目最多的一說（《資治通鑑述論》）；另，高振鐸認定為339種，周徵松認定為356種。
6. 《容齋隨筆·容齋四筆·卷第十一·冊府元龜》
7. 李燾《進續通鑒長編表》云：「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鑒》也，先使其寮寀摭異聞，以年月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略。今唐紀取祖禹之六百卷，刪為八十捲是也。」
8. 李燾《巽岩集》
9. 《宋史》/卷三三六
10. 《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經籍考二十：「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劉攽），《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劉恕），《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全祖望《通鑑分修諸人考》則認為漢至隋是劉攽任之，這是不確的，應是說三國訖南北朝劉恕任之，辨見陳漢章書《全謝山分修通鑒諸子考後》。
11. 司馬光引用的史論作者有：荀子、賈誼、太史公、揚雄、班彪、班固、荀悅、仲長統、陳壽、魚豢、華嶢、袁宏、習鑿齒、孫盛、乾寶、虞喜、徐眾、范曄、沈約、裴子野、蕭子顯、蕭方等、顏之推、李延壽、柳芳、權德輿、李德裕、歐陽修。
12. 臣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群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13. 《通志》記載：「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繫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見聞甚博。」
14. 《傳家集》卷四九〈請革弊札子〉
15. 什麼是《資治通鑒》？
16. 《柏楊版資治通鑑·五胡亂華》
17. 《通鑒》卷一百八十七，武德二年二月。其他有關租庸調的記載，散見於《通鑒》卷一九○載武德七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通鑒》卷二一三載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十月「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汙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五年：「初令租庸調、租資課皆以土物輸京師。」
18. 《通鑒》卷二二六載建中元年行楊炎的兩稅法之後，以罕見的大篇幅論述「廢租庸調、行兩稅法」原因：「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複常准。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避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
19. 《資治通鑑》卷二三六載：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20. 《日知錄》卷二十六〈通鑑不載文人〉
21. 當然也有人持反對意見，以為《舊唐書·文苑傳》一共收錄了104位唐代文人，其中21人《資治通鑒》也予以記載，《資治通鑒》大量引用其文章，甚至記載了不少詩句。（見崔岩，〈以隋唐為例駁"《通鑒》不載文人"說〉）
22. 特勤（teghin）是突厥之官名。元朝耶律鑄首先發現「特勒」之訛者。
23. 《後出師表》並沒有收錄於《諸葛亮文集》，而是出於東吳張儼的《默記》。清代袁子才、黃以周論證諸葛亮《後出師表》為偽作。《後出師表》是否偽作，學術界向來沒有統一意見，但《后出師表》中說趙雲死於上表之前，而《三國志·趙雲傳》卻說趙雲「建興七年卒」，兩者出現明顯的矛盾。
24. 王秉德，〈隋煬帝西巡河右行程路線考釋──兼論《資治通鑒》記載之失誤〉

紹興和議

紹興和議是南宋和金國在紹興十一年（1141年）達成的和議，南宋朝廷在急於求和下，接受了金國的苛刻條件。

背景

宋高宗紹興年間，南宋軍隊的中興四將岳飛、韓世忠、劉光世、張俊以及其他將領如劉錡、吳玠等已形成強大軍力，其中最強的岳家軍甚至通過俘獲以前偽齊的萬匹戰馬，成立了南宋在富平之戰後(1130)，絕無僅有的萬騎馬軍，可以和金國女真精騎對陣。

紹興七年（1137年），趙構生父宋徽宗的死訊傳到南宋。『帝號慟，諭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思之不遑甯處，屈己請和，正為此耳。」』【趙構號哭，對大臣說：「我母親年歲已經大了，我考慮到她老人家沒能呆在安寧的地方，於是委屈自己向金國求和，正是為了這事。」】翰林學士朱震引用唐德宗李適的事，請趙構遙尊韋氏為皇太后，趙構聽從。

紹興十年（1140年），金軍的前幾個主帥完顏宗望、完顏宗輔、完顏宗翰已先後病故，完顏昌剛被完顏宗弼（兀朮）所殺，完顏宗弼成為唯一的金國軍隊總指揮，其所部是金國最精銳的部隊，卻先在開封正南(偏東)的順昌敗于劉錡所部的「八字軍」，再於開封西南的郾城和穎昌，在金國女真精銳部隊所拿手的騎兵對陣中兩次敗于岳飛的岳家軍，只在開封東南面的淮西亳州、宿州一帶戰勝了宋軍中最弱的張俊一軍，在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召回岳家軍前，金軍已被壓縮到開封東部和北部。

紹興十一年（1141年）二月，金熙宗對南宋示好，將死去的宋徽宗追封為天水郡王，將在押的宋欽宗封為天水郡公。第一提高了級別，原來封徽宗為二品昏德公，追封為王升為一品，原來封欽宗為三品重昏侯，現封為公升為二品。第二是去掉了原封號中的污侮含義。第三是以趙姓天水族望之郡作為封號，以示尊重。同時，在宋軍中最強大的岳家軍根本未參戰的情況下，完顏宗弼的金國最精銳的部隊又在淮西柘皋先敗于張俊部下楊沂中和劉錡的聯軍，後來雖然因為張俊搶功調走劉錡，完顏宗弼在濠州勝宋軍中最弱的張俊一軍，但由於韓世忠軍和岳家軍趕到，完顏宗弼不得不退軍北上。

至此，南宋可戰而不戰。為了徹底求和，四月下旬南宋朝廷解除了岳飛、韓世忠、劉錡、楊沂中等大將的兵權，為《紹興和議》做好了準備。十月，南宋派魏良臣赴金，提出要議和。

十一月，金國派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隨魏良臣回南宋，提出議和條件。此時趙構生母韋氏托人將一封信送到趙構手裡。『洪皓在燕，求得(韋)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遣使百輩，不如一書。」遂加(李)微官。金人遣蕭毅、邢具瞻來議和，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誓信，當明言歸我(韋)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我擁有天下，但卻不能贍養親人，我父親徽宗已經死了！現在我發誓，我要公開要求金國歸還我母親韋太后，我不以議和為恥。不然的話，我不怕向金國用兵！」】(蕭)毅等還，帝又語之曰：「(韋)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其未也，雖有誓約，徒為虛文。」』【「如果我母親韋太后果然能回南宋，自當謹守我們訂的和議誓約。如果回不來，有和議誓約也是一紙空文。」】當月，《紹興和議》最後的書面內容即達成。

十二月末除夕夜（1142年1月27日），趙構和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岳飛與其子岳雲、部將張憲于臨安（今杭州），據《宋史》載這是為了滿足完顏宗弼為《紹興和議》所設的前提以防止岳飛的十萬岳家軍攻入黃河以北。

於是趙構和秦檜以稱臣賠款，割讓從前被岳飛收復的唐州、鄧州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為代價，簽定了《紹興和議》。宋金東以淮河，西以大散關為界。趙構也于殺死岳飛後立刻成功地迎回生母韋氏。《宋史·高宗本紀》記載：紹興十二年（1142年）夏四月丁卯（5月1日），「(韋)皇太后偕梓宮(徽宗靈柩) 發五國城，金遣完顏宗賢護送梓宮，高居安護送皇太后」。按照當時信息的傳遞方式，岳飛于紹興十一年除夕夜（1142年1月27日）被殺，南宋使節立刻於紹興十二年（1142年）正月帶着正式照函從岳飛被殺的臨安（今杭州）去金國囚禁宋欽宗和韋氏的五國城（今黑龍江哈爾濱市依蘭縣依蘭鎮五國城村）接人，韋氏四月丁卯（5月1日）即啟程回宋，八月壬午（9月13日），韋氏到達宋都臨安。從正月初一到八月壬午，除了用時在行程腳力上，沒有明顯的拖延。。

條約內容

要點如下：

1. 重劃宋、金兩國的邊界，東以淮水中流、西以大散關為界，宋割唐州、鄧州（在今河南省），又重定陝西地界，宋失去商州（在今陝西省）、秦州（在今甘肅省）兩州約一半土地予金。
2. 宋奉表稱臣於金，金冊宋主為皇帝。
3. 每逢金主生日及元旦，宋均須遣使稱賀。
4. 宋每年向金國繳納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從紹興十二年（1142年）開始，每年春季送至泗州交納。

影響

隨著和議達成，金亦放還宋徽宗靈柩和高宗生母韋賢妃歸宋。離行時，宋欽宗挽住她的車輪，請她轉告高宗，若能回去，他只要當個太乙宮主就滿足了。韋賢妃哭著說，如果你不回來，我寧願眼睛瞎掉算了。但因為宋高宗可能考慮到自己不能生育，接欽宗回來皇位必定回到欽宗或其後代，所以後來宋欽宗到死也沒回到宋都。

《紹興和議》后，宋、金之間維持了近二十年的和平，期間雙方雖然偶有衝突，但衝突之規模不大，直到1161年金海陵王完顏亮撕毀和約伐宋。

《紹興和議》使宋朝永久失去了原來北宋的山西和關中養馬的馬場，從此岳家軍的背嵬戰士萬騎馬軍成為南宋一朝的絕唱，宋朝直至覆滅，都只能靠步兵和北方遊牧民族的精騎對陣。后來南宋的「隆興北伐」和「開禧北伐」，以步兵逆擊金國精騎大敗而歸，原因之一就是這個《紹興和議》導致南宋騎兵力量可以忽略不計，無法和紹興年間的南宋軍隊相提並論。但是此說忽略了南宋初期在宋金富平之戰(1130年)中，曾動員數萬騎兵參戰仍然戰敗的事實(最高記載數字是七萬騎兵)。富平之戰使得金國佔領了關中和附屬的養馬場，雖然後來南宋一度以外交手段收回關中(1138年)，但到1140年仍然守不住而被金國永遠佔領。所以紹興和議只是確認南宋軍力守不住關中的事實，把此和議歸罪是後來北伐失利的原因，有倒果為因的嫌疑。

《紹興和議》確定了完顏昌提出的、秦檜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即原籍在《紹興和議》規定的南宋境內的漢人歸南宋，原籍在《紹興和議》規定的金國境內的漢人歸金國。從此北方漢人不但完全在名義上成為金國臣民，而且不能南逃，否則將被遣返。這造成了北方漢人沒有選擇地成了宋的敵國子民，以致宋朝實力的一進一出：

1. 南宋初年的名將，包括中興四將中的岳飛、韓世忠、劉光世以及劉錡、吳玠、楊沂中均為河北漢人。從小接受的是忠於宋朝的教育，忠心保衛的是宋朝，在抗金多年以後，終于有擊敗完顏宗弼等金國主戰派並收復失地的實力；但南宋初期也有李成、孔彥舟、酈瓊這些依附齊國投降金朝的宋朝叛將，此三人都是河北漢人，接受的也是宋朝教育，可是卻舉兵反宋投降金朝。（《金史卷七十九》)。若加上苗傅、劉正彥等兵變將領，南宋初期這些大量投降、叛變的宋軍兵將，不但使得南宋失地連連、北伐失敗，更讓高宗對自己的將領失去信心與信任，最終為了收兵權而接受紹興和議，並把屠刀砍向岳飛。
2. 1279年滅宋的元鎮國大將軍張弘範和他的父親張柔是河北的金國漢人，從未接受忠於宋朝的教育，一路擊敗南宋優勢兵力，崖山海戰滅宋后張弘範在崖山寫下「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十二字。

靖康之難

靖康之變，又稱靖康之難、靖康之禍、靖康之恥是指1126年金國攻陷北宋首都汴京，致使宋朝失去中國傳統政治中心——華北的事件。由於事年發生於宋欽宗靖康年間而得名。

背景

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兩國結成海上之盟，協議金攻遼中京，而宋攻遼燕京，事成之後，燕雲十六州歸宋，其餘國土歸金。後來金兵攻破遼中京，而宋朝二十萬大軍大敗。燕京被金人所攻佔，天祚帝被俘，遼國滅亡。金滅遼之役嚴重暴露宋軍的腐敗。宋廷竟要求金人履行，金人反指宋人沒有履行攻打燕京的盟約。宋廷則用歲幣將燕雲十六州買回。此後北宋朝廷內部權斗激烈：王黼以「復燕功」權勢日盛，與太子趙桓不和，陰謀策劃立鄆王趙楷作太子。右相少宰李邦彥和蔡攸結黨排斥王黼，御史中丞何㮚也彈劾王黼「奸邪專橫」，王黼於是罷相。這時朱勔力勸徽宗再用年已八十、目盲不能寫字的老奸臣蔡京，蔡京成為太師總領政事，具體事務由其子蔡絛把持。白時中為左相太宰、李邦彥為右相少宰，一切奉蔡京父子的意志。

1123年七月前遼國將領、金平州（今河北盧龍）留守張覺以平州降宋，事敗逃奔剛成為北宋燕山府的原遼燕京，金人以私納叛金降將為由問罪。北宋燕山府不得已斬了張覺，造成燕雲十六州的漢人均感到不滿。1125年四月，童貫、蔡攸又與白時中、李邦彥等排斥蔡絛。蔡京再度免官，童貫封郡王，蔡攸加太保。八月，金國以張覺事變為由攻宋。

事變

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金軍分東、西兩路南下攻宋。東路由完顏幹離不領軍攻燕京。西路由粘罕領軍直撲太原。東路金兵破燕京，渡過黃河，南下汴京（今河南開封）。宋徽宗見勢危，乃禪位於太子趙桓，趙桓在哭哭啼啼中登上皇位，是為宋欽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宗翰率金兵東路軍進至汴京城下，逼宋議和後撤軍，金人要求五百萬兩黃金及五千萬兩銀幣，並割讓中山、河間、太原三鎮。同年八月，金軍又兩路攻宋；閏十一月，金兩路軍會師攻克汴京。宋欽宗親自至金人軍營議和，被金人拘禁。

金第一次攻宋詳細過程

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太宗天會三年（1125年）八月，完顏宗望、完顏宗翰以張覺事變為由奏請攻宋。十月，東路完顏宗望率軍自平州（今河北秦皇島市盧龍縣）攻燕山府（今北京西南）。宋易州（今河北保定市易縣）戍將韓民毅投降。十二月甲辰（陽曆1126年1月2日），於白河（今北京密雲縣白河峽谷）和古北口（今北京密雲縣古北口鎮）大敗宋軍；兩天後，宋將郭藥師降，宋燕山府防衛崩潰；不久破宋中山（今河北定州）派來援軍三萬人，1月14日又破宋兵五千於真定府（今河北正定），1月22日克信德府（今河北邢台）。

西路左副元帥完顏宗翰則率軍自大同攻太原（今均在山西），沒有完顏宗望順利。天會三年十二月庚子日（陽曆1125年12月29日）攻克朔州（今山西朔州），戊申日（陽曆1126年1月6日）破代州（今山西代縣），1月13日中山投降，1月15日包圍太原，但在太原受阻。以至貽誤軍機，直到得知完顏宗望已經和宋講和以後才罷兵。

靖康元年（天會四年，1126年）正月己巳日（1月27日），完顏宗望軍渡過黃河。第二天攻下滑州（今河南滑縣），1月31日，包圍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因汴京守禦使李綱抵抗得力而未能破城。二月，脅宋以康王趙構、太宰張邦昌為人質，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今屬河北）三鎮議和。

第一次開封圍城戰

完顏宗望軍南下，宋徽宗忙罷除花石綱和內外製造局。宋軍參議官宇文虛中曾上書指朝廷失策，用童貫、王黼為主帥是用錯了人，預言「將有納侮自焚之禍」，多次建策防邊，王黼卻不理。這時，宋徽宗問計於宇文虛中。宇文虛中認為只有先下詔罪己，改革弊政，來挽回人心。徽宗要宇文虛中和吳敏起草詔書悔過，號召各地駐軍勤王入援京師，其中主要是召西軍（宋朝征防西夏的邊防軍，是宋當時最精銳部隊）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領兵入援。完顏宗望軍侵入中山府時，徽宗又想棄開封南逃。給事中吳敏當時是主戰派（後變為投降派），竭力反對逃跑，推薦太常少卿李綱守城。李綱奏上「御戎」五策，又勸徽宗：「非傳位太子，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建議徽宗退位，「收將士心」。徽宗任命吳敏為門下侍郎輔佐太子。十二月，太子趙桓即位，成為宋欽宗，改明年年號為「靖康」。徽宗退位，號教主道君皇帝，稱「太上皇」。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日，徽宗、蔡京、童貫等人聽說金軍已經渡過黃河，就連夜向南逃。徽宗僅帶蔡攸及內侍數人，以「燒香」為名，匆匆逃到亳州，又從亳州逃到鎮江；童貫和殿前都指揮使高俅率領勝捷軍和禁衛，在泗州境追上徽宗；蔡京也以「扈從」為名帶領家人逃到拱州。消息傳出，輿論大嘩，太學生陳東等上書，指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為「六賊」，說「六賊異名同罪」應該處死，「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宋欽宗於是罷免王黼。吳敏、李綱請斬王黼，開封府尹聶昌派武士斬王黼首。李彥、梁師成賜死。蔡京、童貫在亳州被貶官流放。蔡京在流放途中死於潭州，欽宗派監察御史斬童貫。九月，朱勔和蔡攸、蔡翛三人被流放，都在流放地處斬。蔡絛也被流放，病死。

宋欽宗在正月初三日徽宗南逃後立即下詔親征，命門下侍郎吳敏為親征行營副使，顯謨閣直學士、開封府尹聶昌，兵部侍郎李綱為行營使司參謀官。第二天，宰相白時中、李邦彥等投降派即建議欽宗棄城逃跑，出奔襄陽府、鄧州。李綱得知馬上上殿面議反對：「今日之計，莫如整厲士馬，聲言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欽宗問：「誰能將兵？」李綱說這應該是宰相白時中、李邦彥的職責。白時中反詰問李綱莫非能領兵出戰，李綱回答：「倘使治軍，願以死報。」宋欽宗於是任命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以同知樞密院李梲(zhuó) 為副，聶昌為隨軍轉運使，領兵守城。可是第三天早晨入朝，宋欽宗又被投降派說動，準備出發南逃，李綱又說服欽宗留下，並傳旨說：「上意已定，敢復有言去者斬！」欽宗登上宣德門，由吳敏、李綱向門樓前的百官將士們宣佈，決心固守保衛東京。白時中被罷免，公議稱快，李邦彥、張邦昌遞進為相，同知樞密院事蔡懋為尚書左丞。

李綱用百步法分兵備御，四壁城墻每一壁用正規軍一萬二千人；又編馬步軍前後左右中四萬人，每軍八千人，分置將官統領，派前軍守護東水門外的糧倉，後軍守護東門外樊家岡。又裝備各種防守的武器、工具。四日之內，戰守設施大致準備妥當。此時只有完顏宗望的金國東路軍參與圍攻開封。完顏宗翰的金國西路軍不但在太原被絆住，而且又拒絕完顏宗望提出的隔斷西軍的部署，以至种師道率十萬西軍順利趕到開封，完顏宗望被動後撤到開封西北遠郊孟陽扎營寨。姚平仲軍劫完顏宗望營寨被全殲一事，有人指是投降派李邦彥、李梲為逼主戰派李綱、种師道議和而有意無意透露給奸細鄧珪所致。劫寨失敗以後，李綱、種師道被撤銷軍權。金兵復至開封城下，宋欽宗大恐，遣使說：「初不知其事，且將加罪其人。」。李邦彥又使宋欽宗下令不得得罪金兵，一霹靂砲手發砲後竟被梟首處死。完顏宗望再攻城時被西軍擊退，於是停止進攻，改肅王趙樞為人質，康王趙構得以回歸。

金第一次攻宋撤軍

完顏宗望的金國東路軍第一次圍攻開封不果，臨走前派人入城辭行，並送來一封拜辭信，說是「非不欲詣闕廷展辭，少敘悃愊，以在軍中，不克如願，謹遣某某等充代辭使副，有些少禮物，具於別幅，謹奉書奏辭。」完顏宗望退軍之時，种師道之弟种師中率領的西軍精銳秦鳳軍三萬人開到東京開封，种師道即命他率部尾隨金軍之後，俟其半渡而擊之，完全消滅其尚在南岸的一半，將金國最精銳的東路軍打殘以消後患。李綱也建議用澶淵故事「護送」金軍出境，密告諸將有機會就縱兵追擊。宋欽宗也同意李綱表面上的建議，派軍十萬，緊緊「護送」。但吳敏(此時已轉為討好金軍的主和派)、唐恪(què)、耿南仲等投降派又最終壓倒了主戰派，派人在黃河邊上樹立大旗，嚴令軍隊不得繞過大旗趕金軍，否則一概處死。

以後种師道又提出亡羊補牢的辦法，建議集合大軍駐屯黃河兩岸，防止金軍再次渡河，預為下次「防秋」之計。宋欽宗準奏施行，不久又被吳敏、唐恪、耿南仲等投降派大臣壓倒，認為萬一金軍不來這筆巨大的軍事費用會被浪費，拒絕採用种師道之言。以後种師道氣憤致疾，以至病死。李綱則被外調河北河東宣撫使，無所作為，最後被逐到江西。

金第二次攻宋詳細過程

不久，金國以蕭仲恭使宋，耶律餘睹監軍。宋欽宗認為此二人都是原遼國貴族，可誘而用之，以蠟丸封了一封書信讓蕭仲恭送耶律餘睹，使為內應。蕭仲恭忙跑回金國見完顏宗望，以蠟丸書信獻之。八月，宗望以此為由集合軍隊重新伐宋。第二次攻至汴京仍然是完顏宗翰和完顏宗望兩人的比賽。

第一階段，西路完顏宗翰八月庚戌（陽曆1126年9月5日）和第一次攻宋一樣從大同出發，第二天破宋張灝軍於文水（今在山西），9月21日克太原。東路完顏宗望9月8日從保州出發，當天破宋兵於雄州（今河北保定市雄縣）、中山（今河北定州）。9月15日，攻下新樂（今在河北）。9月26日，破宋大將种師中於井陘，取天威軍（今河北井陘縣），克真定（今河北正定）。

第二階段，經過休整，西路完顏宗翰11月18日自太原向汴京進攻，22日攻下威勝軍（今山西沁縣），29日克隆德府（今山西長治），渡盟津（今河南孟津）。宋西京（今河南洛陽）、永安軍（今河南偃師東）、鄭州（今河南省會）皆投降。12月4日，完顏宗翰克澤州（今山西晉城市）。東路完顏宗望11月20日自真定向汴京進攻；12月4日宗望諸軍渡河，隨後攻下臨河縣（今河南濬縣東北臨河村南）、大名縣（今在河北）、德清軍（今河南清豐）、開德府（今河南濮陽）；於12月10日克懷州（今河南沁陽）併到達汴京城下。12月16日，宋出兵拒戰，被完顏宗望等擊敗。12月17日，完顏宗翰才到達汴京城下，又被完顏宗望搶了先。

第二次開封圍城戰

和第一次開封圍城戰相比，第二次圍城戰宋朝的處境要困難得多：

1. 王稟守衛的太原在被完顏婁室的五萬金軍圍困二百五十多天后終於失守，完顏婁室的這部分軍隊南渡黃河，西趨洛陽，封鎖了潼關，把宋朝最精銳的西軍關在潼關以內，斷絕了其東來的勤王之路。

2. 第一次圍城戰時，只有完顏宗望的東路軍到達開封城下，兵力有限，攻城的活動限於西、北兩隅，有時蔓延到東北角，南面諸門則始終未受攻擊。第二次圍城時，金軍兩路合攻，四面合圍，陷東京於徹底孤立。

3. 第一次圍城以前，北宋朝廷在完顏宗望到達開封的前夕定下了戰守之策。李綱被任命為親征行營使和御營京域四壁守御使，取得主持戰守的大權。而第二次圍城時，李綱已經因為姚平仲劫寨失敗一事和种師道一起被褫奪軍權，宋欽宗把戰、守、和的全權都授給宰相何㮚。何㮚一邊迷信妖人郭京的六甲神兵，一邊派出樞密使馮澥到完顏宗翰軍中求和，自以為雙料保險，卻不是守城之道。宋欽宗又臨時派待罪在京的劉韐提舉四壁守御，另外又以次相孫傅為守御使，事權不一，掣肘實多。孫傅和何㮚一樣，把希望寄托在妖人郭京的六甲神兵身上。

4. 第一次圍城時，完顏宗望的東路軍全軍六萬人，這次增加到八萬人，主要將領完顏闍母、完顏昌、劉彥宗等仍在軍中，只有郭藥師以燕京留守的名義，留駐燕京。西路軍仍以完顏宗翰、完顏希尹、完顏婁室三大將為主副帥，完顏銀朮可等戰將都屬麾下，漢人高慶裔，時立愛為謀主。完顏婁窒、完顏希尹兩人輪流至潼關外督師阻止宋朝的西軍勤王。西路軍的總人數，原來與東路軍相等，也是六萬餘人，經過長期的圍攻太原，兵力不斷補充，總數增加了一倍以上，這時除封鎖潼關的五萬人外，仍有七八萬人參加第二次開封圍城。計東西兩路金軍的兵力已超過十五萬人，比第一次圍城戰增加了一倍半。而宋朝這邊，第一次圍城時開封原來的禁軍加上西北陸續開來的勤王軍，總數達到二三十萬人。解圍後，這些大軍沒有安放到應當去的地方，一部分被遣送複員回西北，一部分參加太原解圍戰而遭到損失，一部分在黃河南岸潰散，還有一部分被投降派大臣唐恪、耿南仲以經濟上的理由遣散。以致第二次圍城時城內守軍不滿七萬。各地勤王軍早已受到唐恪、耿南仲的命令而裹足不前。只有南道總管張叔夜與兩個兒子伯奮、仲熊違抗這一投降式的朝命，募兵一萬三千人勤王，在潁昌府遭遇完顏宗翰部，大小十八戰互有勝負，最後全軍突入開封城，這是第二次圍城之役中唯一的一支能夠進入開封城的勤王軍。

閏十一月丙辰日（1127年1月9日），因為郭京作祟，完顏宗望、完顏宗翰與諸將破城，俘宋徽宗、欽宗二帝。

被俘

靖康二年（天會五年，1127年）二月丙寅日（3月20日），北宋滅亡（960年—1127年），金太宗下詔廢宋徽宗、宋欽宗二帝，貶為庶人，強行脫去二帝龍袍，隨行的李若水抱着欽宗身體，斥責金人為狗輩。完顏宗翰初時想招降李若水，過了幾天後看無效，就隨便讓手下處理他。李若水罵不絕口，被宗翰的手下割裂咽喉而死節。三月丁酉日（4月20日），金軍大肆搜掠後，立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隨後分兩路撤退；一路由宗望監押，包括徽宗、鄭皇后及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等一行人沿滑州北去，另一路由宗翰監押，包括欽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孫傅、張叔夜、秦檜等人沿鄭州北行，其中還有教坊樂工、技藝工匠等數千人，攜文籍輿圖、寶器法物，百姓男女不下10萬人等北返。史稱「靖康之變」。又因靖康元年為丙午年，亦稱此事件為「丙午之恥」。

《靖康稗史箋證》對這次國難所記很詳細，書中所記因為非常恥辱，正史多無法記載，故參考價值頗高。其中《瓮中人語》記載：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開寶寺火。二十五日，虜索國子監書出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虜索玉冊、車輅、冠冕一應宮廷儀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樂工數百人。二十七日，虜取內侍五十人，晚間退回三十人。新宋門到曹門火。二十八日，虜索蔡京、王黻、童貫家姬四十七人出城。」金兵圍攻陷汴京前後，燒殺擄掠，奸淫婦女。除金銀財物之外，大量擄掠宋朝官員和百姓，其中女性尤多。金人特意索要「女童六百人」，卻沒索要男童。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劉皇后家、藍從家、孟家，沿燒數千間。斡離不（完顏宗望）掠婦女七十餘人出城。」

據《南征錄匯》載：靖康元年十二月初十，宋臣「吳幵、莫儔傳宋主意，允以親王、宰執、宗女各二人，袞冕、車輅及寶器二千具，民女、女樂各五百人入貢。」金軍守城千戶陸篤詵殺死其兄尚富皂，原因是尚富皂「踞大宅，淫及陸（篤詵）所掠女」」。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原定犒軍費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須於十日內輪解無闕。如不敷數，以帝姬、王妃一人準金一千錠，宗姬一人準金五百錠，族姬一人準金二百錠，宗婦一人準銀五百錠，族婦一人準銀二百錠，貴戚女一人準銀一百錠，任聽帥府選擇。」「自正月二十五日，開封府津送人物絡繹入寨，婦女上自嬪御，下及樂戶，數逾五千，皆選擇盛裝而出。選收處女三千，余汰入城，國相（完顏宗翰）自取數十人，諸將自謀克以上各賜數人，謀克以下間賜一二人。」次月五日夜，完顏宗翰宴請手下將領，令宮嬪換裝侍酒，不從者即處死，當時有鄭氏、徐氏、呂氏抗命不從，被斬殺，又有「烈女張氏、曹氏抗二太子（完顏宗望）意，刺以鐵竿，肆帳前，流血三日。初七日，王妃、帝姬入寨，太子指以為鑒，人人乞命。」

《開封府狀》載：「選納妃嬪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人準金一千錠，得金一十三萬四千錠，內帝妃五人倍益。嬪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準金五百錠，得金二十二萬五千五百錠。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準金二百錠，得金二十四萬八千二百錠。宮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單四人，宗婦二千單九十一人，人準銀五百錠，得銀一百五十八萬七千錠。族婦二千單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準銀二百錠，得銀六十六萬四千二百錠。貴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準銀一百錠，得銀三十三萬一千九百錠。都準金六十萬單七千七百錠，銀二百五十八萬三千一百錠。」被抵押折價的各類女子統計竟有11635人。

《呻吟語》載：「被掠者日以淚洗面，虜酋皆擁婦女，恣酒肉，弄管弦，喜樂無極。」

《青宮譯語》載：完顏宗翰長子設也馬看中宋徽宗之女趙富金，完顏宗望於是要徽宗將富金交給設也馬，徽宗因為富金已經出嫁為蔡京的兒媳而不同意。完顏宗翰大怒道：「昨奉朝旨分虜，汝何能抗令？堂上客各挈二人。」徽宗道：「上有天，下有帝，人各有女媳。」然而無用，設也馬北上途中就以富金為妻，回到上京後，金太宗詔許，「賜帝姬趙富金、王妃徐聖英、宮嬪楊調兒、陳文婉侍設也馬郎君為妾。」宋欽宗的朱慎妃在北上中途解手時，遭到千戶國祿的調戲，其他婦女慘遭蹂躪而死者甚多。開始共有三千多人的宗室隊伍，到達燕京後，只剩下一千幾百人，而且十人九病。

《宋俘記》載：臨行前俘虜的總數為14000名，分七批押至北方，其中第一批「宗室貴戚男丁二千二百餘人，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國相寨起程，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存婦女一千九百餘人。」一個月內，有近半數1500名婦女死去。1900名未死者中，一部分送往上京，聽從金太宗發配，其中上千婦女被賜給金國留守方的人員，另有三百人留住洗衣院(即官妓院)，這些人都被迫隨女真鄉俗，「露上體，披羊裘」。徽宗的鄭皇后、欽宗的朱皇后也被同樣處理，朱皇后不堪受辱，回屋後自縊，被救後又投水自盡而死。另一部分留在燕京被賞賜給伐宋的金兵，許多婦女被賣進娼寮，有的還被完顏宗翰以十人換馬一匹，有的被賣到高麗、蒙古作奴僕。《呻吟語》引《燕人麈》說這些婦女，「十人九娼，名節既喪，身命亦亡」，「甫出樂戶，即登鬼錄」。《燕人麈》作者記錄其一位鐵匠鄰居，「以八金買倡婦，實為親王女孫、相國侄婦、進士夫人」。被扣留在金國的北宋使臣宇文虛中曾遇見淪為歌妓的北宋宗姬，作《念奴嬌》詞稱其為「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另一使臣吳激作《人月圓》詞也說：「南朝多少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

影響

靖康之變導致北宋的滅亡。深沉刺痛漢人的內心，岳飛在〈滿江紅〉中提到：「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所謂「靖康恥」之後，中國即恥於議和。明朝的士大夫鑒於南宋的教訓，皆以為與滿人和談為恥。因此明崇禎對於和議之事，始終左右為難。盧象升即告訴皇帝說：「陛下命臣督師，臣只知戰鬥而已！」，明思宗只能辨稱根本就沒有議和之事，盧象升最後戰死沙場。明末就在和戰兩難之間，走入滅亡之途。

押解至東北的趙宋宗室上千。後來後金滿族第一大姓「伊爾根覺羅」據《皇朝通志·氏族略·滿洲八旗姓》記載又作「宜爾根覺羅」、「民覺羅」或「伊爾根」，滿語「民」的意思。其漢姓為「趙」（也有「佟」「顧」「伊」「薩」「公」「兆」「曹」「包」「哲」「席」等）。《黑龍江志稿·氏族》載：「覺羅者，傳為宋徽、欽之後。」清代滿文創始人噶蓋之裔漢姓「趙」，尚書顧八代之裔漢姓「顧」，副都統薩哈岱之裔漢姓「薩」，大學士伊桑阿之裔漢姓「伊」。不排除有滿州望族是宋皇室後裔。

中國婦女的節烈論，從「靖康之難」開始被宋代道學家所注重。因為北宋後宮嬪妃、宗室婦女全部被擄往北方為奴為娼。這個恥辱使道學家們舍棄了北宋時期重生存輕貞節的觀念，轉而大力提倡婦女捨生命保貞節。由於當時的環境，這種觀念也逐漸被士大夫們所接受。到了明清之際，女性殉節的貞節牌坊日益增多，在生存與貞節之間，女性們只能選擇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