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4日 星期四

王安石變法

蘇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到達京師。從那年起,中國則在政潮洶涌中卷入新社會的實驗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沖擊震蕩不絕,直到宋朝滅亡而后已。這是中國最后一次的國家資 本主義的實驗,絕不是第一次。在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上,有四次變法,結果都歸于慘敗。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權主義,因為商鞅的學說由秦始皇—— 万里長城的筑造人,認真的實行出來。這個早期法西斯學說有二大特色,一為崇武,一為重農,但是這兩項仍是合而為一的,因為商鞅堅信有勤苦之農民乃有勇武之 精兵,中產階級的商人貿易者,應當力予制壓。但是,盡人皆知,那個威力強大的軍事組織,依照此一學說已經建立,隨后發展起來,且已使秦朝的專政之君統一了 全中國,正當這樣的政治學說要應用于全中國之時,一個龐大無比的帝國,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數年之內崩潰了。

  另外有兩次激進的改革,一次是漢武帝時,一次是在王莽當政時。第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國家資本財政論,雖然戰爭綿延,國庫賴以增富,但是終以几 乎招致叛亂而廢止。第二次則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變法成為第四次失敗,固不足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實驗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個 具有創新力的思想家的觀點出發,其人宁愿把過去全予屏棄,憑其信念与決心,全力以赴。王安石對商鞅极為欽佩,曾經寫過一首詩吁請大家對他當有正确的了解, 此一事頗具重要意味。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凡有极權主義提出來,不論古時或現代,基本上的呼聲, 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歷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惡都是假借“人民”的名義而犯下的,現代的讀者自然不難明白。

  王安石是個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尋常。學生時代很勤勉,除去語言學极糟糕之外,還算得上是個好學者,當然是宋朝一個主要的詩人。不幸的是,徒 有基督救世之心,而無圓通机智處人治事之術,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無可以相處。毫無疑問,他又是一個不實際的理想主義者。倘若我們說理想主義者 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飲食和儀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髒,須發紛亂,儀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惡習為眾所周知的。蘇洵在《辯奸論》那篇文 章里刻畫王安石說:“衣臣虜之衣,食犬憊之食。”又說他“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王安石是否喜歡以這樣特點异乎常人,我們無從知道,但是一個人把精力完全傾 注在內在的思想上,自然會忽略了他的外表,這話倒不難相信。有一個故事流傳下來,說他從來不換他的長袍。一天,几個朋友同他到一個寺院里的澡堂會。在他由 浴池出來之前,朋友們特意偷偷的留在外頭一件干淨的長袍,用以測驗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經被換了。王安石洗完出來,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動了手腳,他完全不 知道。不管怎么樣,他總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們告訴王安石的胖太太,說她丈夫愛吃鹿肉絲。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說:“我不相信。他向來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會突然愛吃鹿肉絲了呢?你們怎么會這樣想?”

  大家說:“在吃飯時他不吃別的盤子里的菜,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所以我們才知道。”

  太太問:“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說:“擺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眾人說:“我告訴你們。明天你們把別的菜擺在他前面,看會怎么樣?”

  朋友們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把鹿肉絲放得离他最遠,大家留意他吃什么。王安石開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擺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還有一個故事說王安石在揚州太守幕府時,他徹夜讀書。那時的太守是韓琦,他后來做了宰相。王安石總是苦讀通宵,天將黎明之時才在椅子中打盹。等睡醒時,已然晚了,來不及洗臉梳頭發,便連忙跑到辦公室上班。韓琦一看他那副樣子,以為他徹夜縱情聲色,就向他勸導几句。

  韓琦說:“老弟,我勸你趁著年輕,多用功念點儿書吧。”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做分辯。在去職之時,他告訴朋友說韓琦不賞識他。后來,王安石的學者名气日大,韓琦對他的看法也有了改變,也愿把他看做自己 的屬下,王安石卻很惱怒。事情赶巧是,王安石在京師接受朝廷一項高位那一年,正好韓琦罷相。王安石記日記甚勤,竟寫了七十巨冊,他曾有這樣批評韓琦的話: “韓琦別無長處,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這個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勢之前大約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談論者,是他屢次謝絕朝廷的提升。這倒很 難相信他之如此是純系沽名釣譽之意,因為從他二十一歲考中進士,到他四十六歲得勢——那是他壯年最活躍的時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謝絕任命,宁愿在一個 偏遠的省份當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時,國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薈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謝絕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聲譽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員皆急欲一睹此 人的真面目。此時因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績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稱能吏。他建堤筑堰,改革學校,創農民貸款法,把他的新社會理想,實 施了數項。政績确實不錯,也深得百姓愛戴。他對入朝為官的弓誘一直視若無睹,直到仁宗嘉佑五年(一0六0),朝廷任命他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來到京師。很 顯然的是,此人的興趣是在經濟財政方面,只有在這方面他才會對國家有最大的貢獻。后來他母親去世,他必須辭官守喪;但是甚至于守喪期滿,他又被召入朝之 時,他又謝絕在京為官,宁愿留在金陵。

  他這一段自己韜光養晦歷程,頗難了解,因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時机到來,他必可為國家做大事。若說他壯年這段時期已經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礎, 是合乎情理的說法。也許當時朝廷名臣重儒之間的競爭,他覺得不能胜任,因為那時朝中有年高德助學識淵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馬光、歐陽修、曾公亮等人,這 些人都會對銳意的改革側目而視,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見解的后起之輩無從發展。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時。但是,從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個理由。王安石那樣 气質的人,不管身居何處,總愿自為首領,而在偏遠的外縣身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他在京師擔任一項官職,那一段短短的時期,他曾和同僚爭吵不 和,使事事錯亂失常。他想變動成規,照自己的想法辦事。吳桂和張方平都記得与他為同僚或為屬下之時,遇事都极難与人合作。

  在仁宗嘉佑五年他來到京師時,時人都視之為奇才。他已經寫過些好詩文。他有創見,也善于言談。老一輩的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彥博對他頗有好評, 甚至歐陽修也對他有好感。在他那古怪的儀表之下,暗藏著當時那些官員所不能窺測的才干和品格,他這個奇特之士就曾与那些大員周旋。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并 認為他將會成為國家一大害的寥寥數人之中,有蘇洵和他的老友張方平。張方平曾与王安石為同僚,共同監督地方考試,將他峻拒之后,便不再与他交往。他一定把 早年与王安石共事的經驗告訴過蘇洵。于是二人對王安石极為厭惡,更因為他穿著習慣的矯揉造作不近人情,而反感更深。歐陽修曾經把王安石介紹給蘇東坡的父 親,而王安石也愿意結識蘇氏父子,但是老蘇對他拒而不納。王安石母親去世時,在所有經邀請參加喪禮之人當中,只有蘇洵拒絕前往,并且寫了那篇著名的文章 《辯奸論》,這一篇成了后來歷代學生常讀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里,蘇洵開頭儿就說了解人的性格很難,甚至聰明人也常會受騙。只有冷靜的觀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預知他將來的發展。他引證古代的 一個學者山巨源預言王衍的將來,那時王衍僅僅是聰穎秀逸的書生;還引證名將郭子儀預測盧杞的將來,后來盧杞對唐代的滅亡多少負有責任。盧杞為人陰險而富有 才干,但其容貌极丑。郭子儀在接見盧杞時,必須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婦女輩見其丑陋而受惊,或因一時嗤笑而開罪于他。但是蘇洵說,當時若不是有昏庸之主, 這兩個人還不足單獨有亡國的才干。現在一個具有王衍的陰險与丑陋,兼有盧杞的辯才的人出現了。“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 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阿复出,而陰賊險狠,与人异趣。”此人如一旦得勢,足以欺英明之王,為國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 烷,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鏡。”蘇洵希望他的預言不應驗才 好,這樣他就可比為“善戰者無赫赫之功”的名將了。但是他說:“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 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習慣,是否是矯揉造作,無法斷言;但每逢一個人對某一事做得過度,人總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釣譽。我們若是相信邵伯溫的記載,仁宗皇 帝也曾有此怀疑。一天大臣等蒙思寵召,盛開御宴。客人須在池塘中自己捕魚為食。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狀的魚餌,擺在桌子上金盤子里。王安石不喜歡釣魚,便 將金盤子里的魚餌吃光。第二天,皇帝對宰相說:“王安石為偽君子。人也許誤食一粒魚餌,總不會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魚餌吃完的。”由這個故事看來,可 見為什么仁宗不喜歡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記里,他對仁宗也挑剔得特別苛酷。由后來的發展看,蘇洵的話沒說錯。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國,怪人、狂想家、 精神分裂者,總是相信通通髒亂才是天才的標志,而最能使自己獲有千秋万歲名的辦法,就是拒絕正人君子般的裝束。還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髒污穢就表示輕視 物質環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結論必然是:天堂者,惡臭熏人的天使集中處也。

  老蘇寫《辯奸論》時,蘇東坡說他和弟弟子由都認為責罵得太重。只有張方平完全贊同。可是,事過不久,蘇東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蘇的所見太對了。那篇文章至今流傳,足以顯示蘇東坡老父的真知灼見。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圖試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礎。當時仁宗在位。他就上書論政,長達万言。在此万言書中,陳明他對改革財政的基本原 則,“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他說自宋開國以來,政府即感財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財政經濟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 為人所想到,只因為無偉大而有力者謀其事。他說當時有其權位者,卻無此大才。在全國之中,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職。他很巧妙的指出若從事基 本改革,必使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聯系,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說,在順乎古代傳統之時,切勿師先王之法,但僅師先王之意,政策無論如何不相同, 但皆以人民之利益為依歸。總之,那是一篇結构謹嚴文字老練的政論文章,論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財政、官制、教育,無不在內。

  倘若王安石打算試探他的政治基礎,他發現他的政治基礎還在松軟下陷。仁宗皇帝把他的万言之書看完,就置請高閣了。在隨后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當 政之中,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仍然辭謝不就。歷史家往往舉出的理由是,因為仁宗無子,仁宗駕崩后,他曾奏請免立英宗為帝,因此他心中感覺不安之故。

  這時,英宗之子,將來要繼承帝位,現今正以王儲之身,居于京都,后來即位為神宗,王安石那時才因寵得勢。神宗為太子時,韓維為太子司文書事, 而韓維對王安石則极為佩服。韓維常對朝政表示意見,每逢太子贊同那些意見,韓維就說:“此非臣之意見,乃王安石之意見耳。”于是,太子對王安石漸漸器重, 希望將來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0 六七),神宗年二十歲,即帝位,立即任王安石為江宁知府,九月又將他擺登翰林之位。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韓維不斷聯系,深信他的机會終于到來。他這次違背了以 前的老習慣,圣命一到,立即拜受了官職。但是延遲晉京,七個月后才成行。

  神宗皇帝說:“先王之時,王安石一向謝絕任命,不肯來京都。有人以為他冒失無禮,現在他仍然不來,稱病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還是冀圖高位?”

  這一時期,朝中有兩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為曾公亮,一為韓琦。韓琦在三朝繼續擔當宰相与樞密之職,已有權責太重之勢。曾公亮在企圖動搖韓 琦之時,希望拉王安石為有力的同党。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應當對他的話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吳桂深知王安石之為人,他警告皇帝說, 若使王安石得權,必致天下大亂。

  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一0 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對他的態度,乃自外地來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級進言”,不受朝儀限制。

  皇帝問:“朝政當務之急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決定政策為要。”

  皇帝又問:“卿以唐太宗為如何?”

  “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固不僅唐太宗而已。堯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認為堯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見。”

  皇帝听了頗覺稱心,但謙謝道:“卿之所望于寡人者過奢,恐怕寡人無以符賢卿之望。”

  后來王安石得到一次單獨召見的机會,別的官員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載良机。

  皇帝說: “坐下。 我要和你長談。”皇帝陛下開始問他為什么過去兩個明君(其中一個是唐太宗)一定要獲得賢臣為相以輔佐朝政。皇帝提出的兩個賢相之一并非別個,正是諸葛亮, 可以說是歷史上最賢能的宰相。王安石又使談話不离三千年前的堯舜之治這一題目。他說他愿談堯舜的賢相。他說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無足多論。諸葛亮的政治 才干,也不過是按部就班,循序漸進,以達到一個明确的目標,此种做法決不适于像他這等急躁自信的財政經濟的鬼才。

  王安石接著說:“陛下如今御臨一個地大民多的國家。國家升平百年之久,全國才智之士如此之多,竟無賢德才智之臣佐陛下以為善政?其故恐在陛下無明确之政策与用人不專故耳。今日雖有非常之才,一如當年輔佐堯舜之賢臣,如受小人之阻撓,亦必棄職而罷。”

  皇帝道:“每朝皆有小人。即使堯舜時代,尚有惡跡昭彰的四凶。”

  王安石道:“誠如陛下所說,正因堯舜知道此四奸臣之劣跡而殺之,堯舜才能有其成就。倘若此四奸臣在朝不去,仍逞其陰謀而妒賢害能,賢良之臣亦必棄官而去。”

  神宗听了,頗為感動。他年方二十,像一般年輕人一樣,雄心万丈,极愿國富兵強。他為人善良而公正,圓臉盤,五官端正,和祖宗長像相似。宋朝的 皇帝,到神宗以后,才明白顯出了精力衰頹的樣子。王安石心想年輕皇帝對遠大可期的熱望,終于點燃起來。自從那次密談之后,神宗皇帝就決定不惜赴湯蹈火也要 完成王安石的變法計划,即便犧牲其他所有大臣也無不可——結果竟不幸而如此。不知為什么緣故,每逢賢德的老臣進諫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之時,這位年輕皇帝的頭 腦中便浮現出那“四凶”的影子來。

  在神宗熙宁六年(一0 六九)蘇氏兄弟回到京師之時,王安石被任為參知政事(副宰相)。隨后兩年之中,但見穩重的老臣紛紛离朝,御史台遭到清肅排斥,繼之身為諫官的都是王安石的 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職不久,就開始以大刀闊斧在政府各部門大事清除异己。抗爭之事此起彼落,整個官場鬧得烏煙瘴气。賢德干練深乎眾望的大臣,對王安石公開 反對。這位年輕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緣故。王安石想盡方法,使皇帝覺得這場混亂紛爭,是皇帝和膽敢反對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之間的殊死之戰。

  皇帝問道:“為什么會鬧得這么人仰馬翻?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讀書人,都群起反對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說:“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師法先王之道,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這些反對舊臣。在反動的舊臣与陛下之間的奪權之爭,是不可免的。倘 若他們獲胜,朝廷大權將落在他們之手,若陛下獲胜,朝廷的大權則仍將在陛下之手。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擋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鬧出這一番紛 亂。”

  有年輕好胜志在國富兵強的皇帝在上,有對自己的財政經濟學說堅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實行王安石激進的政治財政改革已經如箭在弦了。實行新政的動 机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殘唐紛爭殺戮的五十年之后,一直沒有強盛起來。而且,西夏、契丹(后來稱遼)、金,不斷侵略中國的邊境。中國与這些北方部落短 期交戰之后,遂訂約言和。和約的條款對中國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條款,因為那些番邦雖然承認中國的皇帝,但那是中國皇帝按年賜予他們金銀綢緞換來的,每年付 出的財帛要由十万到二十五万縷。這自然使國庫財力大量外流。國內行政一向松弛泄沓!政府經費則捉襟見肘。王安石自命為財務奇才,能憑耍弄納稅征兵制度便可 以給國庫籌集款項。我相信藉在中國西北用武而恢复國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動君心的要點,因為王安石當政時曾在西北由中國發動戰爭數次,其中有數次胜利,一 次慘敗。為繼續作戰,皇帝需要金錢,為了籌款,國家財政制度必須改變。可是,我們不必怀疑力主新政者真純的動机,我們先看看那些財政經濟改革的嚴重后果 吧。

  王安石到達京都不久,司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爭論起來,這次爭論就總括了雙方基本的歧見。這時國庫已到真正空虛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 皇帝竟想免去賜与臣子的銀兩綢緞,這樣可以給皇家節省一筆錢。這件事弓起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一次爭論。王安石認為國庫空虛完全為朝臣不知理財之道的結果。

  司馬光反駁他說:“你之所謂財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稅而已。”

  王安石回答說:“不是。善于理財者能使國庫充裕而不增加捐稅。”

  司馬光說:“多么荒唐!總之,一國有其固定量的財富。這筆財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論你實行什么政策,或給此政策什么名稱,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錢拿過一部分交給政府罷了。”

  皇帝有几分持司馬光的說法,于是在隨后一兩個月內把新政暫行擱置。

  不必身為經濟學家,盡可放心相信一國的財富方面的兩個重要因素只是生產与分配,諒不致誤。要增加國家的財富,必須增加生產,或是使分配更為得當。在王 安石時代,增加生產絕無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化的辦法。所以一個財政天才之所能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為王安石基本上關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 財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与地主正以自由企業方式獲利,他不明白政府為什么不應當把他們的利潤搶過來而由政府自已經商, 自己獲利。那結論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稱的确很夠新奇,他要用資本削減壟斷,叫“錢平”;他要取之于富歸之于貧以求均富;他要阻止農民向地主高利貸 款。在春耕期間由政府借款予農民,在收割后由農民歸還政府,自然是仁善之舉。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歷史上記載,經過了 一段躊躇,王安石才決定實行借款予農民的理論,這理論是一個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資五十万兩白銀,每年政府可賺二十五万兩,因為一年兩收,則百分之二十或 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兩次。

  我們無須把這些新政的細節詳予說明。總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宁二年(一0 六九)開始,大約八年之后鬧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已煩,二人彼此之間也不愉快。現在僅略述其大要于后。

  最重要与最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項,為方便計,今歸納為三組。有三种國營企業、三种新稅、三項管制人民的登記制度、三种國營企業是均輸法(國營 貿易局),市易法(國營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實收三分(加上申請和登記費)的青苗法。三項新稅收是免役稅、國產消費稅、所得稅。登記制度是把國民 組織起來,編成十家為一組的征兵單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記土地和馬匹(方田均稅法与保馬法)。大体說來,這些方案近乎現代的集体經濟政策。

  國營企業自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以首先設立全國或省際的批發机构開始。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圖,神宗皇帝撥了五百万兩現款,三千万擔谷子作為由政府接收省際貿易的貨品和原料的經費。但 是這套辦法立刻遇到了困難。當年二月,朝廷先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負研究條款之責并予以公布。在條例司的官員之中就有蘇子由。蘇子由上奏折指出,朝廷若接 收全國貿易,自由企業會立即癱瘓,只因各地的批發商人無力与官家競爭。政府与商人必將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認國庫會有利可圖。私人商業有相沿已久的信用關系 及其它辦法,政府經營時則無此种便利。必須先成立龐大机构以高薪雇用大批官員,并建筑美侖美美的官衙。結果不是從事以供与求為基礎的商業經營,而是視佣金 多寡來處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潤,照親疏遠近而訂立合同。子由力陳,由于官僚作風的無能,官方無力壓低物价,只能以高价買入,遠比正常商人購貨時价 錢高,所以自然失敗無疑。

  所謂官營的均輸法,亦即政府批發生意,因此擱置了一年,從長計議。后來朝廷用一個新名稱提出一項修正計划。批發与零售的分界不是一個呆板硬性 的規定,主管大公營商店的貿易局分設在大城市,如成都、廣州、杭州。為了這些貿易机构的發展,朝廷又由國庫撥出一百万絹,由京都地方的貨幣中撥出八十七万 縷。為成立這些机构所舉出的理由為:“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宜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為,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 斂,寬農民。”領導者是一個极為能干的官員。他向政府所呈報的利潤越厚,則上級認為他越干練。這個能干的官員名叫呂嘉間,成了全國的市易務官,全權控制全 國的小商人。京都市易務的規矩是,小貿易商必須做該机构的會員;可以把貨物与該處的資財聯合經營,或由官方出錢收買他們店舖的存貨;商人若想歇業,可把存 貨售与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貨作為抵押向官方借錢,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兩分。非該處會員,也可把貨物賣与官家,价格由官家規定;最后是,不論官家需用何 等貨物,統由該處辦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點,而私人營業几乎完全停頓。數年后,貿易和商業大為減少,按理論朝廷獲利甚大,而實際上朝廷稅收受損卻 到可惊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經降低為与小民爭利的販夫走卒,皇帝知道后,大為不悅。最后,京都市易務和商稅的丑聞傳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下令停止新 法中最為人厭惡的几項。

  但是變法中最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談到王安石的變法時,先想到的是這一項。這一項措施影響到全國每一個村庄,也是引起朝中 軒然大波的主要原因。這一項措施本身确實不錯,有些近似現代的農民銀行。王安石年輕做太守時,曾在春耕時貸款予農民,收割時本利收回。他覺得這個辦法對老 百姓确實有幫助,因為他任職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确有其需要,并且還要經官方适當的調查。在陝西省,官方亦曾試辦,也頗為成功。而且由于這項辦法由陝西春 耕時開始,所以農民借款仍叫“青苗”貸款。

  在年成好時,當局知道必然會丰收,就貸款与農人購買農具和麥苗;一經收割。官方就去收麥子以供軍需,且有利息可賺。据制置三司條例司所說: “諸路常平廣惠倉錢谷,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万貫石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現在斜斗,遇貴量減市价朵,遇賤量增市价來。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 錢搬,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現錢,依陝西青苗錢例,愿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外斗,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价貴愿納錢者,皆從其便。如 遇災傷,許展至次料丰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后出朵,所 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价,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為民。而公家無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 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

  這項美麗純正的計划原本是為農民之利益而設,結果竟一變而為扰民,弄得農民家敗人亡,到底何以演變至此一地步,我們到后面再看。不過我們應當 說明的是,這個新措施本乃常平倉古法的延續,但后來漸漸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開國始,政府在各縣一直保持此類谷倉,用以穩定谷价,谷賤傷農,政府則收買 剩余的稻谷。在歉年時,正相反,稻谷之价高漲時,官方則將稻谷拋售,用以平抑糧价。誠然,主管糧政的當局不見得行政效率能永遠很好,因為不少官吏谷价低賤 時,不見得愿意收買。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0 六六)常平倉公布的數字顯示,官家一年內收購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石谷物,賣出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石。現在,倉凜的財貨都已變為青苗貸款的本 金,常平倉的正常功用自然終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問題是,這种貸款必然會變成強迫貸款。王安石不容人有异議,如今必須成功不可。他必須向神宗表示此种貸款极為成功,深受農民歡 迎。他不容許屬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農民不需要此項貸款,每逢預備貸出的款項不能如數貸出時,他就暴跳如雷。他開始把辦理貸款成績好的官員提升,把他認 為懈怠者處罰。每一個官員無不注意自己的成績,最關心的就是由報表上顯出好成績。此等對眾官吏競賽的刺激辦法,很像現代的推銷政府公債。主辦貸款的官員一 知道自己若不能將款如數貸出,便會因“阻礙變法”的罪過行將革職或降職時,被王安石稱之為能吏的官員,便將款項開始在官方壓力之下強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 家借債,每一期三個月,每個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這种貸款對貧民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繳還,必難免牢獄之災。因此依 照朝廷的明文規定,正式向民眾宣布,此等貸款,依据圣旨,純屬志愿;心里對會因“阻撓變法”而降級,早有准備了。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實施情形,也是大相徑庭。但是這一項措施,可以說是王安石變法中最好的一項。后來蘇東坡的“蜀党”當權時,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蘇東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法。

  在宋以前,中國實行征兵制已經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稅以代替兵役。換言之,這條措施就是以募兵組成常備軍代替征兵制。不過,仔細 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規定,其結論恐怕難逃政府從稅收以裕國庫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之利益,則已由實行保甲制度而歸為泡影,而保甲制度較之征兵制則弊害 更多。免役法慎重研討一年之后,條文終于公布了。條文中規定凡過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須付免役稅;例如,寡婦,家中無子女,或只有獨子,或雖有子女而尚未成年 者,尼姑与和尚道士,都須納一种稅,名之為“助役金”。各地區在免役配額之外,須多繳納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無力繳納時應用。由此种稅征集的款項,則 充政府雇兵与雇用其他人員之用。正如蘇東坡在青苗貸款措施上所說,百姓將因拖欠而入獄,而受鞭答之苦,也正如司馬光當時所指出將來必然發生之情況——凡無 現款以繳納春秋之兔役稅者,必強迫而出售食糧,殺其耕牛,代其樹木,方可以繳納此項捐稅。再者,在前項征兵法中,民家只不過輪流服役數年,而在新實行之免 役法中,常常須為免役而年年繳稅,連不須服役之年,亦須照常繳稅。

  免役法,以及新商稅与所得稅法,必須看做是向民征稅的一項新方法,而并非免于征兵,因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須接受征調而接受軍事訓練的。新商 事法是根据商人賬目向商人的利潤上征取捐稅的。所得稅,并非現代意義的所得稅。我之要在此稱之為所得稅,是因為官方強迫人民登記其收入与財產,据此以做分 配其它捐稅之用。此稅之所以像所得稅,就是人民必須要報其收入与財產之所得,煞費心机去欺騙政府。在這項新政的爭論上,据說此項措施公布之后,“民家尺椽 寸土,檢括無遺, 至雞豚亦遍抄之。 ”無一不登記報官的。最后一項措施于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歷時不久而廢,因王安石不久失勢之故;甚至在此項措施停止實施之前,蘇東坡稱其不合于法,在他治下地區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結果保甲法證實了他是言不由衷。事實至為明顯,他的新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時公布的,在神宗 熙宁三年十二月(一0七0)。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寶,一只手從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擔,卻用另一只手把那個重擔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鄰居連保制度。每十 家為一保,每五十家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窩藏賊犯,保內各家要負連帶重任;如有謀殺、強奸等罪,保中必須報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壯丁必須組隊接受軍事訓 練,一家有壯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過二壯丁,則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离田受訓,此五天相當于現今之一星期,一個月分為六節。家有壯丁者,不必如古代 征兵制度下只身赴外鄉,而是使軍隊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于宣傳,他知道給舊事物一個新名稱,此舊事物便不复存,所以“征兵制已廢”。

  在集中登記管理人民之外,還有一种農民田地強迫登記,作為征收新稅的依据,以及另一种將政府的馬匹寄養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稅法及保馬 法。像所有集体制度一樣,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為照顧人民的焦慮之下,這個新政權必須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它集体制 度一樣,這個新政權也認為缺少了特務人員是不能統治的。 因而其特務制度在神宗熙宁五年(一0 七二)成立,幸而蘇東坡已經离開京都了。這個新政權若不把御史台(相當于現代的報章雜志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滿,這個新政權也是無法發 揮效能的。王安石也覺得有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則像希特勒,因為他一遇到別人反對,則暴跳如雷——現代的精神病學家,大概會 把他列為患有妄想狂的人。

  顯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歷史家和批評家共同認為他一個不可饒恕的行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會的冒險改革,而是他自命為經典的唯一解釋 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樣竄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寫他自己的《三經新義》,使之成為思想的官定標准,用以代替所有過去經典的名家疏解。以一個學者而論,王安 石還算不錯,但還不足以把鄭康成、馬融、陸德明等鴻儒取而代之。他此种行為,既是官權的濫用,又是對學術的污辱。中國科舉考試,一般都是以經書的一段為 題,而應考者的發揮題意也要依据經書。這個王氏新制度的建立,就是說國內的考生必須在每個題義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說的話,自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 儒學,一直到“鵪”、“果”、“雉”等字的語源。蘇東坡离開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試時監考,曾寫過一首詩,表示對考生試卷上所表現的思想觀念之呆板雷同 的厭惡感。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也和他的語言學一樣,往往帶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創見多,而學術根基淺。但是他卻相信,在解釋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觀念時,他 之認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三經新義》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為人所遺忘,而且也一本無存了。可是在他當權之時,則是科舉考生人人所必讀的經典;考生 的意見如与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第而有余。最為人所厭恨者,是此《三經新義》是在兩年之內倉促編成的;此書之正式開始編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一O 七三)三月,由他的小儿子和一個政治走狗幫助之下編成,后兩年出版。這本急就章,就定為儒家思想的標准疏解,但每逢王安石對疏解有所改變,為應天下考生之 需,新版本立即出現。考生人人知道,他們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這個修正本的應聲虫与否而定。

  這里不討論王安石學問如何,蘇東坡覺得實在難以容忍,因為蘇東坡的學問胜過他實在太多。不過現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學之荒唐可笑,簡 直跟外行人一樣。在他的《三經新義》之外,在當代學人之中,大家最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討論字源學的怪風气。他的字源學,只是字的結构与來源的研 究,不是用比較方法,而是憑個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這是獨得之秘,是對學術上不朽的貢獻,至老年時猶苦研不輟,成書二十五卷。西方的學者會了解,一旦學者 任憑想象力縱情馳騁而不予以科學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漢人的說經与清儒的朴學方法,那他寫二十五卷字源學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若施用幻想,則這部《幻想字源 學》一天可寫十部。像王安石這樣研究一個字构成的各种理由,為什么一個字由某些偏旁組織起來就表示某种意義,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王安石的字源說有五十條左 右流傳下來,都是供茶余酒后的笑談。蘇東坡和王安石之間的許多笑話,都是以此等語源學為關鍵的。

  蘇東坡喜用“反證論法”。中文里有一個“鳩”字,是“九”“鳥”合成。顯然“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語音學的道理,只想從意義上找點趣談。 一天,蘇東坡和他閒談時,忽然問王安石:“可是,為什么‘鳩’字由九鳥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語塞。蘇東坡說:“我能告訴你為什么。詩經上有: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鳥加上父母兩個,不是九個嗎?”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此一偏旁表音。這個“波”字触動了王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說“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蘇東坡遇見他, 向他戲德道:“‘波’若是‘水’之‘皮’,則‘滑’就是‘水’之‘骨’了。”王安石違反中國字构成的基本原則。有時他割裂字根為二,再另与一個部首相接, 像“富”字一例,真會使語言學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國后代的學者,在西方集体主義的觀點上看,打算為王安石洗刷歷史上的污點,說他的觀念基本上符合現代的社會主義,打算這樣恢复他的名 譽。在為王安石辯護的學者之中,中國現代一個偉大的學者梁啟超,便是其一。主張王安石的社會主義觀念為是為非,自無不可,但是他那社會主義的政權必須憑其 政績去判斷才是。事實是,王安石使國家的壟斷,取私人的壟斷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業;農人在無力付強迫的青苗貸款和利息之下,賣妻儿而逃亡,為他擔保的 鄰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財產典賣。縣鎮監獄有人滿之患,每一縣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沒收的財產,法廳也訟案充斥。朝廷這樣失政之下,即使沒有外族侵 入,任何朝代也會滅亡的。在神宗熙宁七年(一0 七四),一道圣旨說商業停頓,百姓失業;過了兩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貸款,其中說很多百姓因無力歸還貸款而遭監禁鞭答。在哲宗元佑五年(一0九0), 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后,蘇東坡在設法挽救鄉間的經濟破產,請求政府歸還沒收的財產,寬免貧民的欠債,他的奏折中說:
  ……藉納拘收產業,除已有人承買交業外,并特給還未足者,許貼納收贖,仍不限年,四方聞之,莫不鼓舞歌詠……以謂“某等自失業以來,父母妻 子离散,轉在溝壑,久無所歸”。臣即看詳元初立法,本為興置市易以來,凡异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一切收之公上。小民既無他業,不免与官中首尾膠固,以至供 通物產,召保立限,增价出息,賒貸轉變,以苟趨目前之急。及至限滿,不能填償,又理一重息罰。歲月益久,遺欠愈多。科決監銅,以逮妻季。

  在實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還能把慘況巧為掩飾,使神宗不明真相,堅稱他的土地政策頗獲農民支持,將一個极權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 目,令人覺得猶如今日一樣。那時,也和現在一樣,人民對一個政權是否愛戴,只有在那個政權失勢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誠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察訪。但是太 監和那些詭詐的調查官吏,知道皇帝贊成變法,于是總是向皇帝報告百姓喜愛新政,說稅吏一到,人民歡呼,若照預先布置好的歡迎會的情況說,這話當然不錯。王 安石在當政數年之后,可怕的情況終于在皇帝駕前泄露出來,是經由一個地位卑微的宮廷門吏的几幅畫,皇帝才知道的。

  那個皇宮的門吏名叫鄭俠,他看見成群的農民從東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上。他知道繪畫比文章力量更大,他心想畫几幅災民圖呈獻給皇上。一幅 難民圖上畫的是農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著饑餓,在狂風暴雨使人無法睜眼之下,在陽關大道上掙扎跋涉。另一幅畫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樹皮,還有別人帶著 鐵鏈,扛著瓦磚薪柴去賣了繳稅。皇帝一見,掉下淚來。這次出奇的獻圖(容后再敘),繼之以惊人的警星出現,中岳嵩山崩陷,神宗才廢止了多項王安石的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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