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恥 : 都是王安石惹的禍？

王安石、司馬光這兩人，一度是相互傾慕的好朋友，卻最終成為政治上的死敵。他們圍繞著熙寧變法明爭暗鬥多年，最後於西元1086年同年去世。假如他們看到西元1127年靖康之恥的慘劇，司馬光會不會責問王安石：這都是你惹的禍！而王安石又會不會責問司馬光：為什麼不支持變法圖強？

今天，翻開《宋史》，我們會赫然發現：王安石變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參與者、助手、學生和繼承人，幾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這一位高舉變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無恙。這本身就是特別富有戲劇性、特別耐人尋味的一個現象。

為人不拘小節

王安石的做人特別有意思。除了推測，即便是他最兇狠的敵人，也很難在私生活上找到攻擊他的破綻來。此人最大的外在特點是生活上的極度不修邊幅。據說，他長時間地不換洗衣服，長時間地不洗臉、不漱口、不洗澡。這使他的外套上，到處都是湯汁油漬汗跡等汙斑。好在當時的王安石已經具有了極高的官聲與文名，使這種出現在常人身上肯定會令人無法忍受的不修邊幅，反而給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書記載說：時人咸謂其賢。就是說，人們普遍認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


我們所能找到對此提出質疑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蘇東坡的父親蘇洵，這位快三十歲才發憤讀書的老先生，從見第一面的第一印象起，就對名聲如日中天的王安石頗不以為然，後來，發展為嗤之以鼻，乃至深惡痛絕。另外一位提出懷疑的人，則是王安石無法不予理睬的了。這個人是王安石的皇帝，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仁宗皇帝對於王安石曾經相當欣賞，但是，當王安石以一位官聲極佳的地方官，真的來到京城時，仁宗皇帝很有可能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其原因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仁宗皇帝在皇家宮苑里宴請一些臣子，當時，做了一個輕鬆的規定：任何人都必須自己到禦池中去釣魚，然後，由皇家的禦廚用釣上來的魚，做每個人想吃的菜。這肯定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提議，大家興致勃勃地拿上魚鉤和魚餌去釣魚。只有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在一張台子前，在沉思中，一粒一粒地把眼前盛在金盤子里的球狀魚餌全部吃光。最後，在眾人的一片驚訝聲中，表示自己已經吃飽了，雖然不知道吃的是什麼。這使皇帝認定，此人是一個虛偽矯情的偽君子。皇帝的理由是：一個人可以不喜歡釣魚，也可能會在漫不經心中錯吃了幾粒魚餌；但他不可能稀里糊塗地吃掉整整一盤子魚餌。我們知道，西方文化史中，時常會記載一些哲人沉浸在自己的內心世界里時，作出過許多稀奇古怪的舉動。對此，只能由每個人作出自己的判斷。

有些事情，頗能表現王安石的為人與私德：

王安石的吳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約也不算美貌。有一次，她自說自話為丈夫置了一個小妾。可能是想給丈夫一個驚喜的意思，白天她對此事隻字未提，晚上臨睡時，才讓這女子梳妝好了前來侍候。王安石大吃一驚，問來者所欲何為？就是說，他不知道一個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子里來是想幹什麼。女子將夫人的意思講給王安石聽，王安石相當嚴肅地仔細盤問起來。這女子告訴他：自己的丈夫將一船官麥沉船失卻，傾家蕩產後仍然不足以償還官債，所以自己被丈夫賣掉好還債。王安石問：「共賣得多少錢？」女子回答：「九百緡。」就是九百貫錢的意思。按照購買力折算，大約是今天不到二十萬元人民幣的樣子。王安石聽後，命該女子回她自己房間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命將該女子丈夫找到，讓他把自己的妻子領回去。並且不必退錢。西元1042年，即宋仁宗慶曆二年，王安石22歲。是年，他一舉中進士高第，為第四名。此後一生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後凡八年，其間一度權勢熏天，幾乎可以主宰百官的榮辱予奪。但是，此人從未用此權力為自己及其親族謀過私利；他對金錢也從不計較，據說，其宰相俸祿幾乎已經變成公費，任憑親友甚至同事花費。而且，該人一生少見私敵，所結怨者，大多是為了變法的緣故。因此，就連後世相當厭惡他的批評者，都承認自己面對的是一個真誠、虔敬的潔身自好之士。

用現代的眼光判斷，這種帶有強烈指向性的素質、能力和品格特徵，特別適合成為某種藝術流派、社會運動特別是政治運動的領袖。

緣何廿年拒絕進京為官

使王安石享有極高聲望與巨大知名度的，除了上述原因外，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極佳官聲，也是一個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大約莫過於他多次拒絕朝廷為他安排的肥美官職。

按照帝國的規定，凡是進士高第者，為官一任即三年後，即可以擔任館職，包括昭文館、史館和集賢院，來到皇帝身邊，成為為皇帝撰寫詔令的翰林、知制誥等。很多宋代的高官都是由此通道快速升遷，甚至成為執政、宰相的，因此，被認為是仕途發達的最佳捷徑。一般非進士高第者，則可望而不可及。王安石二十五歲即具備了入館的資格，相當罕見，為人們所豔羨。王安石卻上書辭謝。他寧願到一個邊遠小縣去做一個縣令。於是，從二十二歲中第開始，直到四十六歲位居顯宦推行變法為止，他多次拒絕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對入朝為官並快速升遷的誘惑毫無所動，熟視無睹，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體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從縣令一級級地幹到太守。其間，在每一個地方，全部政績斐然，行政才幹之優，堪稱能員。而且，在此期間，他建堤築堰，改革學校，開辦農民貸款法，也就是後來的青苗法的雛形，結果全部大獲成功，使他深受百姓愛戴。成為具有崇高官聲與民望的地方官。

這二十多年時間，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時間。他謝絕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導致他的聲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謝絕，最後就使得甚至從皇帝開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們，無不渴望見識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遂成為此人一生最大的謎團。

如果說他是為了沽名釣譽，這時間未免太長了些；如果說是韜光養晦，這份沉得住氣的功夫真正罕見。有一種看法認為：當時，朝堂上群星薈萃，德高望重者濟濟一堂，如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曾公亮、文彥博、富弼、韓琦等等一大批人，會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時。此種看法，顯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華與獨特堅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夠使自己的燦爛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學子仰慕，哪里會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但不管怎麼說，此人相當自信，自信一旦時機來臨，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業。而且，事實上，他也在這二十年間，為自己今後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個極為堅固的基礎。這則是不需要懷疑的。

王安石與司馬光曾相互傾慕

西元1060年，即宋仁宗嘉佑五年，王安石終於在千呼萬喚之中，接受了朝廷任命的一個官職：出任三司度支判官。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職位，其職責所在是控制整個帝國的財政收支與漕運。我們已經知道，三司是帝國中央主管全國財政大權的最高機關，其最高首長三司使的地位僅稍稍低於宰相與樞密使，是直接對皇帝負責的朝廷重臣。而判官的責權，則大體相當於主持該部日常工作的秘書長。

此時，范仲淹已經去世，老一代名公巨卿舉凡在世者，如歐陽修、曾公亮等，對王安石均好評如潮。

當時，在各方面能夠與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司馬光。但是，司馬光對王安石也是十分傾慕。或者毋寧說，二人是相互傾慕。

司馬光比王安石大兩歲，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進士，為進士甲科，當時只有十九歲多一點。在進士揭榜的聞喜宴上，別人都戴花，唯獨他一人不戴；後來邊上的人悄悄告訴他：天子所賜，不可不戴。他才勉強戴了一枝。司馬光受人稱道之處，還不在於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在於，他是在已經受恩蔭為官的情況下，再憑實力考出的前途。我們知道，古時官制，父祖為官時，朝廷會根據其官職，恩選不同人數的子孫直接做某個級別的官。這個情形，至今可能還有遺存。它和我們前些年所知道的「接班」——父母提前退休，子女進入父母單位工作還不太一樣，今日肯定應該列入腐朽糟粕之屬。

若論起成名時間，王安石就更加無法和司馬光相比了。司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流傳了千百年，當時，實際上已經被載入各種史料之中，為時人廣為流傳。說起私德，司馬光的一個故事恰好可以和王安石相媲美：司馬光年輕時，官居通判，相當於某一個城市的副市長兼秘書長。由於妻子未能生育，太守夫人，也就是市長夫人選了一位有宜子之相的侍妾送給他。司馬光對此人不理不睬。司馬夫人以為是自己在跟前的緣故，於是，事先告訴那個侍姬，等自己離家之後，打扮好了，夜里直接去老爺房中侍候。屆時，司馬光看到出現在自己房中的女子後，正顏警告說：「夫人不在，你竟敢來此？速去！」隨即令此女子離去。

司馬光歷時二十五年撰寫的《資治通鑒》，全部完成時，手稿裝滿兩個房間，是中國歷史上唯有《史記》才能夠與之比肩的最偉大的歷史著作。

司馬光與王安石二人曾經做過同事。當時，他們倆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擔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則是他們的頂頭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門里的牡丹花盛開，包公置酒賞花。司馬光回憶說：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勸酒時，還是勉力喝了幾杯；介甫———王安石，也不喜酒，他不管包公如何勸，始終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沒有辦法。司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有多麼倔頭倔腦。

關於與司馬光之間的關係，王安石的說法是：與君實——司馬光字君實，相處得既好，時日又久，只是對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處理問題的方法也常常各異。司馬光的看法則悲觀得多：安石待我歷來淡薄，我因為和他幾次同事的緣故，私心里總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不管怎樣，這樣兩位道德文章堪稱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最後畢竟決裂了。不但決裂，而且形同水火，勢不兩立，形成了一場真正的悲劇。

在這兩面大旗之下，整個帝國的士大夫階級公開決裂為兩個派別，這兩個派別由開始的主義之爭、道義之爭，迅速蛻化為權力之爭。最後，整個帝國便大踏步地走向無可挽回的崩潰。

宋神宗為何支持王安石

西元1067年，皇太子趙頊繼位，是為宋神宗。當時朝廷將要舉行春季祭天大典。由此，引發了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爭論。時間大概是在西元1068年年底前後。當時，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已經先後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王安石第一次沒有推辭便接受了此項任命；而司馬光則是在皇帝下令不許推辭的情況下，接受了任命。

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狀況不好，不是當務之急，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善於理財的人。」

司馬光反對：「你所謂善於理財者，不過是巧立名目，在百姓頭上增加捐稅而已。」

王安石說：「不然。善於理財者，可以不增加捐稅卻使國庫充盈。」

司馬光大不以為然：「天下哪里有這個道理？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不在民，就在官。設法從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奪，比增加捐稅還壞。這實際上就是當年桑弘羊之流矇騙漢武帝的那套說辭。」

從後來發生的情況判斷，皇帝很可能有過短暫的猶豫，但最終還是支持了王安石的變法主張。

西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著名的熙寧變法開始了。

高處不勝寒。皇帝最清楚，國家在一派繁花似錦的景象後面，積貧積弱之勢已成定局，且已經積重難返。造成此種狀況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與冗官。太祖時期設計的官、職、差遣分離的制度，與科舉、恩蔭、薦舉等選官制度結合起來以後，則演變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據說，當時有官有職而沒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員總數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這也就是說，在帝國的所有官員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屬於冗官。資料顯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兩萬五千名帝國正式在編的官員，和——— 我們找不到準確數字，據估計在二三十萬左右———的吏員，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祿，大約在一千二百萬緡錢。

宋朝由於缺乏數目字管理，其國家財政收支狀況相當混亂。北宋時期的國家財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萬到六千八百萬緡錢之間。官、兵兩項，已經開支六千萬緡；神宗皇帝時期的皇家開支大約為每年七百二十萬緡。單單是這樣幾筆開支，已經導致入不敷出的財政赤字了。

二十歲的皇太子趙頊登基前後，帝國財政狀況大抵如此。其積貧積弱之勢已成定局，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神宗皇帝的確頗想有所作為。遺憾的是，他聽到的那些勸告，特別是那些元老重臣們的勸告，經常令他感到失望和沮喪。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徵詢有關邊防的事宜，這位當年曾經支持過范仲淹實行「慶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說：「陛下如果能夠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賞邊功，則國家幸甚，天下幸甚。」這和皇帝的期望實在相去太遠。年輕的皇帝怎麼也無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國卻要如此卑躬屈膝地面對契丹與黨項人。特別是黨項人的西夏小國，既小又窮，似乎根本沒有資格成為一個國家，怎麼居然也能夠讓大宋帝國顏面掃地，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

應該說，很有可能這是皇帝迅速疏遠這些老臣，轉而去尋找更加志同道合的支持者的主要原因。